| 帅好
1、请人调阅女儿高考试卷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来龙去脉，读书人早已了然于心，无须赘叙，这件关于高考的事，我从1946年说起。
这年春天，林徽因一辈子的知心好友、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慰梅，为了能改善一下重庆潮湿气候，对身患重病的林徽因的伤害，设法趁飞昆明的机会，和朋友商量安排林徽因重返昆明疗养。
到昆明后，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说，“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此外，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卞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但我们信念如故。”
但只有费慰梅知道，战后重庆中国救济总署服务的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曾直言——“按现有医疗技术估计，林徽因也许五年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可怕的消息没有感告诉林徽因，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们，可能是知晓的。
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女尚未成人，自己的身体却彻底垮了。一身诗意、才智超人的人间天使林徽因，该有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绪。
这年7月31日，林徽因、梁思成乘西南联大教授包租的飞机，回到北平上空时，有人听见，身体虚弱的林徽因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回来了”。
这一句平常的话，对浩劫归来的林徽因却要面对如下境遇：故园一别9年，物非人非；眺望全城，老北平越发残破苍老。除了一身伤痛和时代赋予知识人的国家重建使命外，全家还没有一个安身之处。
1937年全家逃难离开北平时，儿子梁从诫5岁，女儿梁再冰8岁；1946年回来，女儿梁再冰已到了该上大学的年纪。林、梁领着孩子们，与别的无住所的教授，暂住设在宣武门内国会街的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工接待处。
林徽因是归来者，这种归来是谦卑的。一是身体的归来；二是精神的再生。不以胜利者的姿态，却与故土主人这个身份再次重逢。战争面前，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的胜利，只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这个体会在林徽因的心里，可能比任何时候更为深刻。
不久，梁思成出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以梁思成为核心的原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莫宗江、罗哲文、吴良镛等悉数也来到清华营建系任教。按时下的说法，全是一个“流派的”，事情好办，人心好带。梁全家随即搬入清华教授宿舍。按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夫妇二人不能同时在清华受聘。林徽因只好以特邀教授身份担任讲学任务。
这一年底，林徽因17岁的女儿梁再冰，报考了父母所在的清华大学。
按着世俗的理解，父母在清华当教授，考清华是图个顺水顺风。其实，梁再冰的这个选择，也许对梁家的孩子来说，还有别样的意味。
梁再冰的祖父梁启超，生前多次到清华学校演讲，其思想影响遍及中国，并曾任过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父亲梁思成和两个叔叔，均为出身清华学校，后出国留学。梁再冰的名字，据说也是为了纪念“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而取“再冰”。清华大学与梁家长辈的历史，如此渊源而亲密。梁再冰凭借家学、渊源进清华，看来道路光明。
很快，梁再冰的考试成绩张榜了，梦想和现实，缺了一个支点——考试分数没有达到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
这时，林徽因也像任何一个学生家长一样，她担心，会不会是清华大学的判分有误，如果那样，是和孩子的一辈子在开玩笑的。
于是，林徽因请人调阅女儿的试卷查看。查看的结果出乎林徽因的预期，没有发现卷子中，有错判、漏判的情况。
清华负责高考阅卷老师的工作，认真公正，值得信任。
事情至此，一般情理，再找个理由，甚至不用找理由，仅凭战争逃难、学业荒芜这一条，清华教授子女上清华，也该不是什么耍特权，走后门。如果再考虑梁家在清华的背景、人脉，林、梁战争期间对古建和古城的保护贡献，林徽因身体现状等，梁再冰进清华，恐怕易如反掌。
但林徽因和梁思成没有动用任何特权、关系，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商量后，让女儿改投北京大学，入了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
有人从道德人格的角度来分析林徽因、梁思成的高风亮节；他们的人格的确充满魅力；但我认为，也许是那个时期，清华大学的大学制度的品质更为重要，在一个良好的大学制度内，守则的风尚是普遍的、常态的；而特权、特例是个别的特殊的。而这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又以尊敬大学制度常态为人生的准则，以特例为不可思议，甚至耻辱。这一点已经固化在思想信仰中，他们不屑于在头顶星空的注视下，干着有违信仰的事情。
当然，在接下来儿子的考大学的问题上，更能看清楚林徽因美丽的心灵。
2、指望儿子考上建筑系
1950年，林徽因18岁的儿子梁从诫，又到上大学的时候。这时，梁再冰已经从大学参军去了。
说起梁从诫，需要简要先说一下，中国营造社和李诫这个人。李诫是宋代的一个大建筑学家，在1100年时编著了《营造法式》一书。据资料记载，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给儿子取名时，有“从李诫”之希望和寓意。
中国的事情，总是比较奇怪，一本好书一个好人，总是隔几十年或几百年才能返回自己真实的位置，《营造法式》的命运就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李诫和他的这本书，开启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古建工程学研究的大门。而这又和一个贵州人有关。
1917年，一个名叫朱启砛的贵州人，在一个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营造法式》抄本，遂将此书借出馆外出钱刊行，这下不得了，旋即引起当时学术界关注。（1）
后来，梁启超也看到此书的价值，给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寄过这个刊印本。林、梁看后，虽然觉得如同天书难懂，但蒙昧之中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建史的一条拓荒之路。
1928年朱启砛，在北平与人合伙投资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
梁思成回国后，1930年应邀担任该社法式部主任，为该社两大顶梁柱之一；林徽因聘为校里。之后，梁思成成为中国古建史学的开拓者、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和梁思成，同时成为中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的保护先驱，可以说，都是从营造学社开始或两者关系极为紧密。
由此可见，梁从诫的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冀和祝愿。由此可想，18岁的梁从诫报考大学，直奔清华大学建筑系，也是林徽因、梁思成铁定的不二选择。
那么结果呢？
梁从诫说，考试结果，只距分数线两分之差，未被录取。（2）
如果说女儿的清华梦变成北大了，后面还有一个儿子可以延伸父母的清华建筑梦，结果建筑系主任的儿子差了两分。
我们难以猜测当时林徽因、梁思成的心情。想当年，沉默矜持的梁思成不会在家里主动发火；可不能保证林徽因不会“收拾几句”可爱的儿子。
至少梁从诫说过：“由于自己考建筑系落了榜，让父母感到很丢人，不得已改为录取分数稍低的清华历史系。”（3）
这个高考事件到此有了全部的结果，林徽因两口子，没有帮助孩子和自己，来圆一个极为诚实、完全可以拯救的梦想；看上去简直是放手任梦想，平淡而残酷的幻灭。
在他们所受的教育里，平等的规则意识、生命的信仰意识，早已融入个人生活和行动，即便在动荡的时代，也坚持用自律来保持这种高贵的品行。而且这个品行，在高贵、自由、独立的大学制度中，能够有机会得到弘扬。而在一个堕落的大学制度中，却完全要靠自身的信仰和敬畏来坚守了。时下，高考刚结束，我想提醒一些家长，自己子女潜规则方便了，那么就有另一个孩子的上学机会被剥夺；在机会面前，只有公平竞争才是平等的。我还想对中国教育说，孩子的路，至少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应该在一种公平的秩序里让他们自己走。
临了，我还得再提一下费慰梅，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何那样仔细为朋友考虑，当然与林徽因的交情有关。但之后，与梁家持续几十年的友谊和爱，定然和费慰梅所受的关于爱生命、爱自己、爱别人、众生平等，等基础教育的目标有关。这一点，在朋友间潜移默化、彼此催熟。而且，这一点正好和中国教育中的“血缘教育”形成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张扬“血缘”这种容易亢奋、容易愤怒、容易翻脸、容易记仇、容易冷酷的民粹教育。
我在云之的博客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我在想，林徽因美丽的人格细节，为什么得以延续承传？梁思成作为一代建筑宗师的地位何以为人尊重？恐怕，对个人和国家的认识，早已走在时代的前面，是他们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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