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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长，一路走来极其的坎坷不平，几乎是毁誉参半。但当代艺术还是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青年一代和新兴阶层的青睐，以及主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
国外习惯于将中国三十年的艺术格局分为官方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当代艺术的前卫主义群体，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政治划分。当代艺术一开始即与社会变革的复杂命运联系在一起，官方体系存在不同艺术态度，有将当代艺术视为意识形态危险的，也有部分肯定其创新精神的方向，甚至有支持表现灰色情绪和荒诞感的现代主义艺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绘画的形式探索到八十年代的现代派艺术，当代艺术在八十年代初涉及到一种美学的政治争议，即是否允许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虚无感和荒诞感的现代经验。1979年后的数年，伤痕文艺迅速席卷中国并成为主流，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上下在文革伤痕这个人道主义议题上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识语境：老干部们刚从底层回到高层，知识分子刚从农场、工厂回到大学，知青们刚从农村回到城市。
但这个从上至下心息相通的短暂的蜜月期很快结束，转入围绕着“异化”和现代派文艺议题的阵营分化。1983年3月16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其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亦存在异化。紧接着胡乔木于1984年初在中央党校及《理论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认为马克思早期提出的“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已被放弃，社会主义不存在异化问题。
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潮艺术即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除了提出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则是探讨马克思早期手稿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化”问题。伤痕文艺走红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新潮文艺(包括现代派的文学、电影、美术)就没这么幸运，遭遇到一部分主流舆论的激烈批判，其核心在于：新潮艺术表达了青年一代自我的异化和现代主义的荒诞感，由此产生了现代主义美学与极左思潮的冲突。
文艺的现代主义在1949年以后被置于一种美学的政治化语境，其原因是表现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异化问题。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这一萌芽的开始，即表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及其官僚结构内中国式的“卡夫卡”经验。五七反右后，对政权内部的“异化”问题的探讨在文艺中暂时停止，这一议题在八十年代的伤痕文艺之后重新启动，其标志像北岛等人的新潮诗歌，戴厚英(《人啊，人》)、余华(《活着》)的小说，张军钊(《一个和八个》)、黄建新(《黑炮事件》)、陈文骥(《海滩》)的电影，以及89现代艺术大展为代表的离经叛道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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