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恩施状元游街”的微博图引起关注。4名身穿校服的小伙子扛一块大幅“喜报”,一名胸戴大红花的男生站立在一辆黑色轿车中,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人组成的腰鼓队。日前,学校证实此事。校长称,鼓乐队是学校花钱从外面请的,载着状元杨元的轿车是向朋友借的。(8月1日《楚天金报》)
没有掩示,没有顾忌,校方的兴奋与激动溢于言表。“高考状元”如同最大的红字标签,以及广告宣传语,代表的是成绩与荣誉,能力与水平,具有无可比拟的品牌效应,也成为校方对外显摆的最佳工具。
所以,明里不准炒暗里炒,在状元代表“名与利”的现实境下,任何禁令都无法遏制这样的冲动。冲着状元这块招牌,“状元名校”会成为掐尖战中最大的竞争优势,状元既是生源的保障,更是优质生源的推动力。
这一出,在古代科举时代并不鲜见,在现实中的生动还原,使人难免有恍若隔世之感。在分数至上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状元游街”无疑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高考已经尽显功利,而“状元热”又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浮澡。从之前的“状元内裤”,到后来的“状元奖励”,再到时下的“状元香”,及至“状元房”,都不过是同一物象的形式翻新。“状元经济”越疯狂,社会的价值迷失就越厉害。裹挟在其间的,是考生、家长和学校们。当“状元经济”升级了“状元崇拜”,而“状元崇拜”又催热了“状元经济”,二者势必陷入恶性循环。“状元崇拜”会固化分数重要性,将人以考分为标尺,量出个三六九等。
高考状元跟奥运金牌一样,已经被依附在其内的种种利益所裹挟与绑架。自然,就有了状元与非状元的千差万别。当一个状元,代表着教育官员的政绩,一个学校的成绩,甚至成为教育资源分配的筹码,以及市场博弈的砝码之后,高考状元让应试教育深度固化,而素质教育则只是沦为纸上风景。于是乎,为“高考状元”已经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并催生了各种乱象的产生,比如形形色色的加分,比如一个比一个优厚的奖励,比如所谓“预录通知书”,还有早被明令禁止的各种选拔考试,以及各种赞助费、择校费,围绕高考状元背后,是一套混乱而有序的经济运作,以及商业运筹。
“状元游街”,脱去了教育积弊的底裤,还原了其下的真实的丑陋,见证了考试经济以及教育乱象的疯狂,也是对现行教育规则和禁令的极大反讽。正如数十条禁令管不住一个乱收费,教育部门的各种禁令被“状元游街”消弭于无形。当教育越来越背离其公益性,以及教育本身的定位之后,如何让其回归,已经不再是一个投入的问题。正如医疗公益的回归一样,重新构建教育机构的核心价值体系,才是教育无以回避的重大命题。(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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