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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四：艺术家都过着体面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极为艰苦的，在找到自己的语言，被世人所认同之前，艺术家只能默默耕耘，等待自己的艺术在适当的时机被人发现。
就算是最优秀的当代艺术家，也要像杂食动物一样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和养料，他们寻找素材之认真，是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只要在北京，方力钧每天都会泡在工作室工作，忙的时候甚至吃住在那里。关于每一个感兴趣的主题，哪怕是小小的昆虫，他都为之创建厚厚的资料夹。
如今，中国有多少艺术区，多少艺术家，多少艺术生，又有多少孩子正在投奔艺考的路上?单是一个宋庄，就聚集了超过4000位艺术家。陈丹青在《归国十年》的题记里说：“画圈子早已人满为患，个个抱紧手里的饭碗;美术学院再这样办下去，则大陆画家怕要比小国的国民人口还要多。”在这浩荡人群中，能在北京四环买得起一套房的不超过千分之一。
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职业，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能力，那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和去往天堂的路一样，只有一道少数人可以通过的窄门。
误解五：中国当代艺术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翻版。
2000年，张晓刚在《我的知己——马格利特》一文中将中国当代艺术家与西方艺术最初的互动关系描摹得很生动。“我和许多同行一样，都是从印刷品开始学习艺术的，这意味着当你面对一张印刷得很差的大师作品时，除了通过阅读相关的知识去理解那些杰作产生的背景之外，还得对作品的原貌有充分的想象力。”
在误读中，中国当代艺术家“摸索出自己的感觉”，随后，他们又得以到西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感觉。1992年，张晓刚在德国几乎每天都要看一个展览。回国后，他最想做的却是“认认真真地看中国人的脸”。
当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直接面对西方经典，平等地与西方交流之后，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栗宪庭还记得，谷文达、王广义这拨人，几乎每一个都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和加缪。“西方”就是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之一，学习和反思是创作的一部分，他们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
误解六：当代艺术家不在北京就不能成功。
北京是中国的客厅，集合了中国最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也是中国最杂乱最丰富的地方，艺术家在北京结群而居，就更靠近这个时代的心脏。
然而，艺术创作依赖于个人的艺术突破，很多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期、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艺术观的成型期并不在北京。
周春芽向《新周刊》描述过他如何在北京缺席，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1989年我回国时，非常矛盾。当时栗宪庭在北京做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我就住在老栗的办公室。老栗非常忙，我就坐火车回四川了。我算了一下时间，在路过秦岭的时候，所有西南的艺术家，全部坐火车，在往北京走。时间上跟大家完全错位。我回来，一下子钻进了八大山人、黄宾虹……”
在时代现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清楚、准备好。
误解七：艺术家除了画画、卖画、办展览，跟社会没有什么深度接触。
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同时还是老师和伯乐。他们的工作室里另有小型工作室与宿舍，为学生提供艺术学习与创作的领地。他们也为新人策展，助他们走上艺术之路。
教书育人之外，服务公益也是当代艺术家关注的事。“5·12”汶川大地震后，艺术家是行动最快的人之一。曾梵志为保利举办的“情系灾区，倾情奉献”的义拍捐出大幅作品，募得善款672万元。四川艺术家也第一时间组织慈善义拍，募得善款8472万元。2009年，周春芽捐资并发起“五彩基金”，为地震致残的孩子提供教学、展览以及艺术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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