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2月21日，著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张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为深入探讨张仃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思想和学术影响，2010年3月16日，中国国家画院在该院会议室召开“张仃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副院长解永全、张晓凌、张江舟;中国国家画院前任院长、现任艺术委员会主任龙瑞张仃夫人理召，张仃长子张郎郎;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薛永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美术观察》杂志主编李一;《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卢新华;张仃艺术研究者李兆忠;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赵卫，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宝林，以及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立忠、阮宗华等。
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卢禹舜首先阐述了本次研讨会的宗旨，他说，张仃先生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他既是焦墨山水画的大师，又是新装饰画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还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张仃先生一生都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无论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木刻、宣传画还是建国后的壁画、水墨写生作品以及后来的焦墨山水画，都连接着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张仃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艺术、他的品格、他的学养，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今天请各位专家在缅怀这位前辈的同时，各抒己见，深入地探讨其学术价值。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代表国家画院，对与会者表示欢迎。他随后说，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是在张仃先生亲自参与下创办的，他既是中国画研究院院委，也是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由国家画院举办张仃先生艺术研讨会，是我们的责任。本次会议也是国家画院许多重要工作中的一项，研讨张仃先生的艺术，可以促进国家画院的学术建设。在中国社会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张仃先生逝世了，这是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文化的发展，重视像张仃先生这样的巨匠。我们对他的艺术，包括他的生命，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充分，我们的损失可能就会少一些。张仃先生是一座高山，甚至可以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山脉。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人格更是值得景仰。对张仃先生做全面的研究，还有待以后逐步进行。按照文化部的要求，国家画院的创作、研究应该代表中国美术的最高水准，我们的业务应该覆盖美术的各个领域，确定规则，因势利导，引导向中国美术健康发展。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张先生作为个案专门提出来，作为国家画院对大师系列研究的开端，非常有意义。
此前，杨晓阳曾以《欲哭无泪悼张仃》为题撰写专文，寄托对张仃先生的哀思。文中说，张仃先生在很多领域的成就都与民族的民运、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他不仅开一代新风，也留下丰厚的艺术遗产。他的传奇人生和奋斗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杨晓阳在文章里还记述了他探望张仃先生的一些细节，感人至深。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张仃先生的创作，涉及多种不同的美术类型，但都游刃有余。他的创作使用了中国漫画、壁画、艺术设计等造型语言，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个性。张仃擅长漫画创作，漫画的创作又成为他后来年画、壁画的创作基础。他主持创作的大型壁画《哪吒闹海》等作品已经进入中国美术史。他的焦墨山水创作，在继承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自成一格，开创了现代中国画领域的一个全新的流派。人如其画，在张仃先生一生的众多创作中，山水可见其真心胸。张仃先生克服了焦墨山水的这一传统难题，在浓墨渴笔中有意韵，在雄浑壮美中见柔美，枯润的效果相呼应，非常生动。张仃先生特别注重写生，自1954年他与李可染等人倡导水墨画写生以来，他的创作无不具有现实感，作品流露出鲜活之气。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张仃先生坚持真理，勇于进取，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培养了无数人才，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张仃先生主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后，挑起了学术领军的大旗，在师资和学术研究的人才建设上不遗余力，奠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发扬优秀传统、吸收外来艺术精华、注重理论联系实践、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教育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机制。张仃先生还曾担任中国美协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黄宾虹研究会会长等职，在新中国美术事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国家画院前任院长、现任艺术委员会主任龙瑞：回忆了自己三十年前参与北京地铁西直门站壁画创作的情景(当时该项目由张仃主持)，认为自己当前从张仃先生身上受益匪浅，认为张仃先生从学识、人品、艺术上，都对学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张仃先生把他对祖国、民族的热爱倾注到自己从事的事业中，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回忆当年得到张仃先生亲自指教、鼓励的往事。他说，初识张仃先生时，自己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1987年，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前身)安排一场画展，集中展示四为青年画家的新作，自己有幸与陈向迅、赵卫、陈平成为参展作者，组成了"四人山水画联展"。
该展览得到张仃先生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关怀，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正值中国传统艺术遭受西潮冲击之时，张仃、叶浅予、李可染等前辈对展览的支持，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时隔十一年后，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四人山水画联展"，张仃先生以耄耋之年，亲自主持展览，让四位画家受到莫大的鼓舞。卢禹舜强调说，张仃先生豁达睿智，心境淡泊，对祖国、人民具有赤子情怀，他的人格学养不仅辉映着当代艺术史册，更将激励着后学。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发言：张仃先生从未把自己当成名家，更没有以领导自居，而是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的艺术工作者。张仃先生的勤奋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即便在八九十岁时依然勤奋，在写生领域下的功夫更是世所罕见。在教学中，张仃先生始终强调生活和创作的不可分割性，他对绘画中的"线"有自己的要求，而且经验丰富，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张仃先生坚持真理，即便在遭受巨大的打击后，还是坚持说真话，决不弄虚作假。张仃先生立足于民族艺术传统，但追求创新精神，而且视野开阔，对不同民族优秀文化元素的吸收能力非常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张仃先生有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他的视野又非常开阔。张仃先生在青年时期拜访过毕加索，20世纪50年代向国内艺术界推介过毕加索，所以人们称张仃的艺术是"城隍庙加毕加索"。张仃先生的思想非常自主，非常宽容，他对待人、对待艺术都是如此。张仃先生说话不多，但只要是他认准的东西，他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认为，中国的艺术要发展，必须继承中国的传统艺术，还得主动吸收外国艺术的营养。在笔墨问题上，张仃先生不同意吴冠中先生的观点，但他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仍尊重吴冠中先生。张仃先生醉心焦墨山水画，并破例地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目的在于听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张仃先生，以及李可染等先生，都提倡中国画写生，这一观念对中国画走出封闭的、陈陈相因的固有模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张仃先生生活在中国的文化新旧交替的时代。新旧转变之际出现了很多断裂，引发很多冲突和矛盾，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力量?需要高瞻远瞩，以宏大的魄力把新的元素和传统的元素联系起来，把我们原先被破坏的、被遗忘但仍然有价值的东西重新引到大家的视界中去。张仃先生承担的，正是这一历史使命。张仃的宣传画以及一些艺术设计作品，都把革命理想、现代艺术审美趣味以及民间艺术的活力结合起来，得很了不起。如果没有像张仃这样一批仁人志士，新中国的艺术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面貌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张仃先生既是革命家，又是艺术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无论对于现代艺术的借鉴，还是对传统艺术的发掘，他都是走在时间的前面。任何时期他都有主见，且旗帜鲜明，领导潮流。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画的发展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课题，可是，如何让山水画摆脱徐悲鸿等人批判过的"八股"模式并走向自然、走向生活?张仃以及李可染、罗铭三位先生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回答了上述追问，他们的写生活动改变了山水画的发展路向。到"85新潮"之后，我们的眼界打开了，但也出现了把传统简单化乃至和反传统的现象，而恰是在1986年，张仃先生组织了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让传统重新受到重视。走在时间前面，意味着不随大流，更不是刻意求新求异。真正走在时间前面，需要眼界，需要勇气，需要大智慧。
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宝林：当年李可染在改革中国画道路上非常艰难地走出第一步，他的支持者和知音就是张仃先生。李可染先生素来谨慎，在外出写生前，似乎有所顾虑，但这个时候他跟当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党支部书记张仃先生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想法不但得到了张仃先生的鼓励，而且张先生还亲自跟罗铭一起，跟李先生出去写生，此举动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用极大。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前几天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张仃作品展，题为"风范常存"。"风范常存"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张仃先生人格风范常存，二是说他的艺术风范常存。张仃先生不但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而且支持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工作，他不计较条件地慷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许多力作。当年张仃与李可染、罗铭在北海公园举办写生展，是中国画坛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节点。张仃先生的焦墨画达到了"化境"，他的成功得益于写生，也得益于西画，其中包含着现代的、传统的、民间的各种营养。张仃先生对于中外的艺术都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且能成功吸收其有益成分，融会贯通，从而到达通慧之境。张仃先生的艺术，体现出当代中国的视野与胸怀，他的意义正在于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