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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大陆的相声太用力 理想状态不需要明星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6-07 14:46:19 | 文章来源: 新京报

 赖声川在采访中始终保持着风度翩翩,对每个提问都面带笑容:“有时候问题提得越好,我的反馈也就越好。”

赖声川在采访中始终保持着风度翩翩,对每个提问都面带笑容:“有时候问题提得越好,我的反馈也就越好。”

 年初,《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台北举办彩排记者会。这部剧的整个故事在“背包客”屈中恒(左)和“六星级旅客”冯翊纲之间展开

年初,《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台北举办彩排记者会。这部剧的整个故事在“背包客”屈中恒(左)和“六星级旅客”冯翊纲之间展开

■ 记者手记

前一阵,我在台北观看了赖声川的第七部相声系列作品《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这部以旅行为主题的新戏基于他个人的旅行经验创作而成:“几十年来我走了很多地方,旅行日记攒成好几大本,出版社数次邀我出版都没有点头,这一次把它们翻译成了相声。”

剧中的故事多来自赖声川的亲身经历:在法国急中生智订到了需要提前数月预订的顶级餐厅鹅肝;在印度买到的车票是一节并不存在的车厢;多年前的不丹全国只有一个电话总机号……环游世界的奇闻逸事在追求极致享受的六星级旅客(冯翊纲饰),和为以迷路为目的的背包客(屈中恒饰)两人之间一一展开。

8月,这部作品将登陆北京。生命就像一场灿烂的旅行,无论你是背包客还是“六星客”,都能看到美好的风景。如果你还没有启程,请尽快。

旅行爱背包客,也爱六星级

新京报:这次是怎么想到以旅行为主题的?

赖声川:我不觉得有很多旅行经验,但比起现在各种“旅行达人”,我发现还是能超过他们。我旅行的种类很多,有一种是很粗犷的,比如到印度,一个背包,晚上住哪儿不知道,有没有水喝不知道,甚至喝下去就知道明天要生病了,但必须喝;另一种,有时候受邀会有五星级以上的招待。这两种极端本身就像一个对话。

新京报:你更倾向于做背包客还是“六星客”?

赖声川:我做哪个像哪个,都喜欢。住“六星级”看上去比较容易,其实有很多负担,什么时候给小费、适当的小费是多少、口袋的零钱够不够……种种压力都有,行为还要符合“六星级”的要求。背包客更大的任务是适应、接受和忍耐,很好玩。

新京报:去一个陌生城市前你会查旅游攻略吗?

赖声川:其实有几个非常好的、我们很爱的地方都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这里面有学问,网络上谁都说自己好,但很多措词要搞清楚,跟看房地产一样,一个地方写光线佳可是没有写“朝南”,那是怎么回事?要真的能看懂所有资讯,还要对那个地方的人文和历史有理解。

新京报:你现在出去旅行跟20年前比,心态上有变化吗?

赖声川:有很大变化。我至少是老鸟,知道怎么排队排得快、去哪里找餐厅等等。但现在越来越少自己去旅行,都是有目的性的、工作上的,或者有人请。现在通常会有人接机,以前那种不确定性、探索性的状况少一些。可惜。

行业理想的文化生态不需要明星

新京报:你的不少作品都由明星出演,你觉得明星话剧有加分和减分的地方吗?

赖声川:一个理想的文化生态不需要明星,但明星也可以来。这有点像在纽约,百老汇其实完全没有明星,比如偶尔妮可·基德曼想演就来,她的薪水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接不接受?接受。就来。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对。

其实现在我碰到的不管台湾、大陆明星,想演舞台剧,要求都不会太高。如果一个社会演变成观众看到明星的名字才想进去看戏,这有点可惜。但现在距离这个状况还蛮远,所以需要有一些诱因让观众进去。

新京报:大家普遍认为你是把“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好的话剧导演。你怎么看待两者的关系?

赖声川:什么叫商业?我是学戏剧历史的,莎士比亚就是商业的,他那个时代是完全商业竞争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什么竞争,没有说“我要跟谁打擂台”。

新京报:有些先锋话剧导演的受众面就比较小。

赖声川: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性问题。我的个性就是希望包容,希望打开,希望沟通。有的人的艺术个性是“我不在乎沟不沟通”,你不能说他有错。

新京报:你现在听大陆相声听得多吗?

赖声川:最近比较少。我还是听侯宝林那一代,很经典,无法被取代。这一代的,有时候看看春晚,我很尊重这些老师,但现在大陆的相声有点太用力———我声明,是在我有限的观察下———我觉得有点过度用力。相声能不能回归到表演性少一点的、真诚的谈话中?

你看侯宝林的每一段,他有非常真诚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人家要听的是那个东西,不一定要听你高歌一曲或者是加个魔术表演、杂耍一段。

理念我不知道《色,戒》在讲什么

新京报:看到你在一个采访里说,你就不太可能去拍《色,戒》,因为它的调子太绝望了,你还是希望给观众留一个光明的结局。

赖声川:这应该不是我的结论,但你这样讲我也不能否认。当时李安拍得很辛苦,它又不是那种战争片要爆破、要千军万马的场面,它是一种内在的辛苦。反正我那时候建议说,如果是我,会改这个结局。和他的那个对话就到此结束了。

新京报:如果是你会改成什么样子?

赖声川:我会让他们成功吧。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计划一件壮举,非常爱国,很可爱,然后失败被抓起来,那你要告诉观众什么?我其实主要是批评张爱玲,你要给读者什么?理想是个屁、所有的爱国都是狗屎?

“绝望”在创作上是个很好的探索主题,当然我觉得李安也不是让大家绝望,他还是要想办法。问题是,《色,戒》那几个人,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并不是失败了而产生另外一个成功于是战胜转折了。真的,我不知道《色,戒》在讲什么。

我10月要做的戏是一样的,讲辛亥革命,尤其专注在黄花岗上。他们策划了很久,以为会成功,然后失败。他们根本就知道会失败,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很清楚的一群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就很激励人心,这些年轻人不是绝望的,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

新京报: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赖声川:我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色,戒》中却是理想抵不过现实。

赖声川:李安把它转折成爱情之间的纠结,淡化了我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高明。但基本上避免不了,你面对这个作品,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新京报:听说你当时也想过跟汤唯合作?

赖声川:迟早。耽误了两年,不然很早就合作了。

采写 本报记者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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