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歌剧，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方歌剧，但中国歌剧艺术工作者也创造过辉煌。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歌剧拓荒者黎锦晖就创作出《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月明之夜》等12部儿童歌舞剧，开中国歌剧创作之先河。上世纪40年代，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廓清了中国新歌剧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作品在中国歌剧舞台上尽显风采。
2010年11月27日，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发表《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歌剧强国》一文，文中称：“也许歌剧在中国还没有像在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是其他的欧洲城市那样，收获广泛的喜爱，但它已经站稳了脚跟。中国政府也相信它可以达到国际高度。”
一个月后，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题为《西方歌剧在中国进入繁荣时代》的文章，文中称：“近些年，中国的繁华都市和若干小城市建造起了许多壮观的歌剧院……政府有着成为全球文化大国的决心，各个音乐学院有着层出不穷的人才，还有急于了解歌剧的年轻观众，最终这些优势都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歌剧大国。”
歌剧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是否真如国外媒体所言“进入繁荣时代”？
再创歌剧辉煌近年来，中国歌剧在联合制作、原创、复排等多方面经历了一次大发展。伴随着国内多家现代化歌剧院的建成，许多世界级优秀剧团越来越愿意带着他们的经典剧目来中国演出，更有一部分艺术家选择和中国的剧团联合制作歌剧作品。
作为国内活跃的艺术生产创作机构，从2009年起，国家大剧院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歌剧节”，逐步占领歌剧艺术的高地。在国家大剧院生产的剧目中，不仅有《图兰朵》、《卡门》、《茶花女》等经典歌剧，还包括《蝴蝶夫人》、《弄臣》、《魔笛》等与世界知名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其原创歌剧《西施》、《山村女教师》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10年10月，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凸显中国元素的《塞魅丽》、《白蛇传》、《咏·别》3部歌剧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白蛇传》被舆论评价为“与世界同步，踏入国际歌剧创作轨道的第一步”。由叶小纲作曲、孙戈旋编剧的《咏·别》则被认为是“以西洋大歌剧手法深入中国戏曲音乐和中华文化精髓的大胆尝试”。
在上海，歌剧也同样呈现出一番热闹景象。《雷雨》、《楚霸王》、《赌命》等上海歌剧院的原创歌剧均受到了广泛好评。“歌剧的联合制作很多都是引进的西方经典作品，这些当然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但是我们最终目的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歌剧，让中国的歌剧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有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作品。”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如此表示。
歌剧联盟“东西呼应”在歌剧演出点燃中国观众热情的同时，近两年来，关注中国歌剧可持续发展的歌剧联盟等业界组织日益增多。
2009年12月，中国歌剧研究会西北联盟在甘肃兰州挂牌，该联盟的成立将西北五省区的甘肃省歌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宁夏歌舞团、新疆艺术剧院紧紧联系在一起。
2010年6月，中国歌剧研究会华东联盟也宣布成立，该联盟由上海歌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山东歌舞剧院、福建歌舞剧院、安徽歌舞剧院和江西歌舞剧院6家单位组成。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王祖皆表示，歌剧联盟的成立是中国歌剧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希望联盟能为众多歌剧、音乐艺术院团搭建起互助合作的桥梁，以促进歌剧在中国的长足发展。
王祖皆告诉记者，2010年歌剧界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为表彰在中国歌剧事业发展中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首届中国歌剧艺术终身成就奖顺利评选。贺敬之、郭兰英、阎肃、乔羽等德高望重的歌剧领军人物均榜上有名。
“繁荣”背后的反思除了组织的建立，歌剧行业研讨、专业教育的发展也引人注目。
继2009年“世界著名歌剧院高峰会议暨歌剧论坛”成功举办后，2010年6月，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0个歌剧院以及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等6家国内歌剧院的代表再次齐聚国家大剧院，以“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歌剧联合制作”为主题，共同探讨歌剧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2010年4月，国内第一个以歌剧研究为方向的教研机构——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成立，设置了歌剧表演、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歌剧理论等专业方向，培养高层次歌剧人才，并将聘请国内外知名歌剧艺术家授课。
虽然歌剧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认为，“繁荣”还远远谈不上。“音乐性、戏剧性完美统一才是好歌剧，社会效益和审美效果对于歌剧来说尤为重要，歌剧的音乐性要求更加严格，有一整套的表现体系和语法体系，要以优美的歌唱性的旋律来感人。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国内歌剧一定要注意质的提高。”他说。
中国音乐家协会研究部主任陈志强对国内歌剧的剧本创作提出了建议：“应当鼓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关注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对于歌剧来说，好的作曲和好的剧本缺一不可，经典不会覆灭。时代主题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