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千年古镇杨柳青的保护性开发，年画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否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借助艺术的手段实现自身的提升、同时通过融入现代设计元素产生、创造一系列的相关衍生产品，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有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乃至一种新时期民族美学的载体，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周末徜徉在杨柳青明清街，这一运河边体量庞大的仿古建筑里藏着几十家销售年画的商店，当地最大的几个年画作坊诸如玉成号、年画张、古柳祥、白俊英年画社都在这里有着门店。虽然是春光明媚的周六日，街上仍然游人稀少，走进年画店询价的更是罕见。进了几家店，很长一段时间里均只寥寥数人出入。而店内所挂年画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最为常见的“莲(连)年有鱼”抱鱼娃娃和门神。询之店主，答曰：这些都是最好卖的。所谓好卖，就是很多人进年画店就是为了买些有当地特色的东西送礼，挑选的往往就是最为眼熟的。久而久之，画店墙上挂的便成了一色儿的“娃娃”。即便如此，杨柳青一年的年画销售额据说也在千儿八百万以上；加上天津市里的杨柳青年画社，整个杨柳青年画的年销售约在三千万元左右。确切的消息是，天津市文化局下属企业中，年画社是不多的几家赚钱的企业之一。

年画张的主人张克强几年前在距离明清街几条巷子之外的安家祠堂设了年画馆，不过年前因为政府在隔壁新开了王树村收藏馆而偃旗息鼓，只留了自家的作坊还驻扎在那里。他手下有二十多画师，每年销售年画也在几万张。说话间他还接到某局电话订单，要大幅的《红楼梦怡红院》年画两张。张克强是杨柳青年画技术创新派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年画都是木版印刷，但近年来一些年画店已开始运用现代丝版印刷技术制作年画墨稿。坐在画坊的小马扎上跟他聊天，谈到对杨柳青年画史有重大影响的高桐轩、钱慧安将文人画的创作特点引入杨柳青年画，如同今天我们觉得珠山八友未免老套，可是这些在当年何尝不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或曰离经叛道？

在晚近的四五百年时间里，年画曾经是中国人城乡家庭最大宗的家庭装饰品。无独有偶，几年前在深圳的文博会上，曾经听法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玛格画廊传人悠悠玛格说起，欧洲的家庭，往往喜欢拿版画装饰墙面，因此售价两三百欧的版画遂成为画廊最大宗的长销产品。那么，年画今天还能重新进入中国人的家庭吗？履新不久的天津文化局长倒是有颇为开明的想法，他说年画为什么不能有像毕加索那样抽象风格的作品。其实，十几年前我在陕西安塞群艺馆买的馆长婆姨画的“赶驴车农汉”农民画就是一幅抽象画，至今还好好地挂在家里。

与西方至今不衰的海报类似，年画说到底也是一种媒介，通过象征、隐喻及有意味的形式表达趋吉避凶的浓烈情感和美好追求。在杨柳青出生的年画大藏家王树村看来，年画传递出来的教化作用乃至社会变革信息、历史价值才是他收藏年画的真正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期间包括“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内的一批优秀现代年画作为宣传画之一种，或许可以视为年画史上的一个短暂复兴期。

有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年味日淡的全球化消费时代，年画的没落似乎无可避免；也有人质疑，电子化、数码化、动漫化的年画还是年画吗？不过，我倒是想起一年前在华·美术馆举办的田名网敬一设计展上看到，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作品中赫然就有桃花坞年画的影子，而他的作品早有与优衣库等时尚品牌合作的历史。在王树村年画收藏馆转了一圈出来，想到的是，与其争论年画会否复兴，倒不如先问问自己，是否真的了解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