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科学界注意到这个问题至少10年了，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社会层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淳对此颇感遗憾。中国地质博物馆曾就“展品拼凑问题”回答《科学》杂志记者的提问，认为“产地农民修复化石时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并不是假化石”。然而有关学者表示，此种说法“不成立”。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有关专家也不愿就此问题再回应本报的进一步了解。

《科学》杂志引用美国加州大学古生物学者Ryosuke Motani的话对这种“严重性”加以明确表述：“一件标本上的虚假部分破坏了整个标本的价值，对一件化石标本而言，即使其真实的部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信息，而且哪怕没有这件标本就无法获得这种信息，由于虚假部分的存在，我们也会质疑这些基于真实部分获取的信息。同时，对于本应以启发民智为己任的博物馆，其公信力将遭到严重破坏”。

李淳认为，中国应该对这些“严重性”有更自觉的认识。

化石在中国的“民间修复”与“非专业修复”，成为化石“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淳介绍，在中国，古生物学长期以来只在极少数大学的地质系课程中出现。而古脊椎动物学又是古生物学中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分支学科。缺乏专业人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化石标本的判断力。

而博物馆成为人工拼凑和纯粹造假的化石的出路，也有多重因素。

李淳的研究方向是贵州、云南一带出产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他表示，这类化石目前已经成为“重灾区”。“除了个别单位，中国大陆境内绝大多数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此类标本都是‘假’化石，只是破坏、拼凑和造假的程度不同而已。”李淳说，近几年，许多二、三线城市比较重视建造自然博物馆，当然需要化石标本，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判断真假。

浙江自然博物馆馆长康熙民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李淳的观点。康熙民认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重建筑轻功能，重形式轻内容，重人文轻自然。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经验不足，尤其缺乏正规的化石收集渠道与专业鉴定人才。值得提及的是，《科学》杂志建议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加强协作以解决中国的假化石问题，并认为浙江自然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合作是一个“可贵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假化石的民间制作成本相当低。根据李淳的介绍，专业技术人员修理修复一块化石，往往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需要高倍显微镜以及一系列专用设备，但民间人士可能用两三天，仅仅借助“大刀阔斧”的粗放工具就可以处理一块化石，就算不加以拼凑和伪造，也会将化石原有的生物结构破坏殆尽。“如果博物馆缺乏专业的鉴别力，就会把这样的化石当作真品收藏和展示。”

李淳还介绍了一个背景：中国得天独厚的环境保存了大量古生物化石，这对于研究各生物门类的起源、演化和灭绝以及重大地史时期环境变化都有重要价值，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古生物研究的热点地区。比如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与欧洲著名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点——圣乔治山相比，化石门类更多，标本保存更完整，国际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