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当代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专家王世襄先生逝世。当时，著名青年画家荣宏君想到他曾于2004年偶然得到了一批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档案资料。荣宏君满怀对王先生的悼念和敬仰，决定编写一本著作，以示对王世襄的纪念。在对王世襄那批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和通读后，荣宏君对他的生平、性格、经历和人格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开始创作《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终于在近日出版。本报特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上世纪80年代，王世襄相继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本古典家具专著，一时间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崛起，收藏热潮在神州大地迅速蔓延开来，古玩、字画、瓷器乃至古典家具的价格均扶摇直上。家具收藏界在王世襄这两本书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关注收录在书中的那些精美的黄花梨、紫檀家具的收藏去向，甚至有些藏家曾想尽办法说服王世襄转让这批珍贵的家具，并在价格上开出了天文数字。但是王世襄并不为之所动，他想给他倾尽一生心血的收藏找一个最好的归宿。这一批明清家具是王世襄为研究中国家具史而精心收藏的，是王世襄耗数十年之功从成百上千件古代家具中选出的上上品，而且，经过王世襄的爬梳整理，这些家具早已成为明清家具的标准器，是一段流传有序的明清家具史。
王世襄收藏的这几十件家具早已成为中国明清家具史上的一个符号，其珍贵性可见一斑，王世襄不想使其分散，准备全部捐赠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博物馆中享受中国古代家具的神韵之美。
收录在《明式家具珍赏》中的家具一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收录有王世襄本人收藏六十五件。据我收藏的这批抄家清单可知，王世襄一共收藏八十件各式家具，除上世纪60年代将一件黄花梨交杌赠送给好友杨乃济以外，其余七十九件均堆积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王家劫后仅余的四间北屋内。这些家具是王世襄经多年搜集而得，大都是明清家具精品之中的精品。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王世襄已年届耄耋，他开始思索这批家具的最终去向。
王世襄的收藏观比较豁达，他一直认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对于一切藏品，他的态度是：“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王世襄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批家具捐赠时也曾诉说个中缘由：
当时也有迫使我不得不处理的原因，北京实行私房改造时，凡出租房达到15间，便要归公。我家有一所房长期出租，只有11间，不够没收条件。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厢房存放家具，就全力动员我出租，并以如不出租将占用厢房办托儿所或办街道食堂相威胁。不得已我只好出租，从此产权就不属于我了！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间。但后院有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利用我北屋的后墙作为厨房的后墙。小厨房都用油毡作顶，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任何一个小厨房起火，北屋和家具都将同付一炬。还有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做烤箱，使我不能休息。他的老婆专捡破烂，堆了满院子，还在院内盖住房。我请街道协调此事，街道袒护他，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在上述情况下，我只有搬家了。但单位不分给我房，买房又买不起……
恰好此时，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先生想替父亲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以了父亲的遗愿，经与王世襄多次商谈，最后以市值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贵家具。
庄贵仑付给王世襄一共一百万美金，为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王世襄用这笔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购寓所一处，自此搬离了他生活过八十年的芳嘉园。在芳草地俪松新居内，王世襄开始了他晚年创作的最后一个辉煌阶段。
关于王世襄旧藏黄花梨、紫檀家具“捐赠”上海一事，北京文物界有关人士颇多微词，坊间关于王世襄家具“捐赠”一事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王世襄根本不热爱生活过的北京，所以才将家具“捐赠”上海；也有人说王世襄将家具卖了一百万美金，他只爱金钱――流言飞语一时充斥市巷。王世襄半生蹉跎，早参透了世态炎凉，他一贯坚持“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收藏观，所以对坊间的一些无聊的传闻皆置之不理。这更为“捐赠”一事布下重重迷雾。王世襄将大半生收藏低价匀给庄贵仑，并由后者转赠给上海博物馆，这其中难道真如坊间传言那样，是由于王世襄不热爱北京吗？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了事情的另外一个版本。
2010年3月的一天，我应朋友的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席间与孙雪涛先生闲聊，说起我最新正在准备出版的书稿《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孙雪涛突然说：“我与王世襄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认识了，而且为他的家具捐赠一事帮过小忙呢。”欣喜之余，与孙雪涛另约时间详谈。2010年6月26日与雪涛兄一同出差郑州，忙完一天的公务后进行了一次详谈，于是得以了解王世襄捐赠的另一个版本……
1993年初，王世襄邀请钱正英到东城芳嘉园老宅做客。走进王世襄仅余的四间北屋内，钱正英仿佛一下子闯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殿堂，看到数百件文物都拥挤在这四间北屋内，所有的家具均被主人拆散了叠放在一起，佛像、图书、瓷器更是摆满了屋子的角角落落，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除了一张床和一张主人写作的桌子之外，房间再无任何多余的空间。平常人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一部部惊世骇俗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巨著相继出版发行。在王世襄的讲解下，她对中国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第一次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又为王世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心向学的精神所深深感佩。钱正英一向关注每一位政协委员的生活和学习，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于是便询问王世襄有何困难需要解决。王世襄便把自己住房困难的情况向钱正英作了汇报，并表示自己已年届耄耋、来日无多，愿意将自己收藏的明清家具捐给北京市有关部门，作为照顾，希望北京市给自己调配一处住房作为颐养天年之所。钱正英爽快地答应了王世襄的请求，并很快向北京市相关领导写信说明了王世襄的情况。因为有了相关部门的关注，这件事情便很快有了回音，王世襄收到了北京市有关领导的批件，让他去找相关部门协调有关捐赠和解决住房一事。
1993年10月8日或者9日，孙雪涛正在家中照顾刚刚出生的孩子，忽然接到王世襄的电话，说他已拿到北京市领导的批件，要孙雪涛陪同去找北京市房管部门。匆忙之间，孙雪涛打车赶到与王老相约的地点，接待方看了市领导的批件后，并没有表现得诚惶诚恐，当王世襄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后，对方表示很难达到王世襄的要求。可能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够，对王世襄所要捐献的珍贵家具的价值可谓一无所知，几经交涉协商，终因主管部门答应的住房面积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件事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听完孙雪涛的叙述后，我不禁陷入了迷茫。据我了解，王世襄从没有在任何场所提到过此事，而且他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强调早在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将家具运走，这样一来时间上和孙雪涛的叙述就有了时间差，究竟是王世襄不愿提这段伤心事，还是孙雪涛记忆有误？在成就此文的过程中我曾数次向孙雪涛求证，雪涛兄皆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没错，时间的大致年份和月份都是准确的。”
以上就是关于王世襄先生珍藏家具“捐赠”的两个不同版本，我本人不敢说哪一个更贴近真实，只是如实地将其记录下来，也算为研究王世襄与明式家具增添一份资料。
摘自《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