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喷绘巨幅壁画《飞天》。受访者供图
现代石窟鸟瞰。坚硬的砂砾岩上迄今未有一个洞窟完工。受访者供图
1号窟用来放大复原流失海外的敦煌艺术珍品。
一名澳大利亚画家在现代石窟留下的作品。 南都记者 卢斌 摄
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东西，目的就这么简单。
现代石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像父亲保护敦煌是有答案的。
——— 常嘉煌
公元366年，大泉河碧波荡漾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出家人乐僔见千佛显现真容，于河西开凿莫高窟首个石窟，敦煌开始建造一个连绵千年的伟大工程。
1600多年后，大泉河几近干涸，而在离莫高窟59公里的党河断岩上，有人想重启早在14世纪就中断了的创造，继续开凿新的洞窟。这次无关宗教信仰，而是一个儿子对父母的承诺。“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东西。”常嘉煌说，“目的就这么简单。”
一个信仰崩塌的时代，这是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耗费了十几年时间，投入了上百万元财产，家庭离散，除了几个未完成的石窟和众多冷言责骂，年过花甲的常嘉煌似乎什么也没得到。然而，他依然想继续。“我是一根火柴，我去点这把火，火点着了，我的使命就完成。”
南都记者 卢斌
梦想停滞
那是茫茫戈壁滩上的一个院落，距离敦煌市区30多公里，大门紧闭，没有人，只有一条狗。据说，原来的管理员生病不干了，他无法再忍受薪水的微薄以及大漠中的孤独。
走进院子，进到屋里，拿着手电沿阶梯而下，才发现这房子与一个地下隧道相连，通过那些幽暗的曲径回廊，用钢钎和大锤手工开凿的石窟便展现眼前，这就是常嘉煌的“现代石窟”。
1号窟是“海外遗宝窟”，放大复原西方探险家劫走的敦煌珍品，构想图是常母李承仙亲自绘制的。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母亲住在石窟里，完成了现代石窟第一幅壁画：《药师菩萨图》。其他画是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师生的创作，前几年他们每年都会来上一个星期，2008年开始就没有学生过来，留下两幅打了轮廓的画没有上色。
2号窟为“唐代精华窟”，准备将莫高窟的220窟复原出来，复原到唐代刚完成的状态，但完成了窟体和墙面之后再没有动笔。
3号窟“中日净土窟”，由日本东京浅草寺画僧秋元了典先生捐资开凿，将7世纪中国传到日本现已成国宝的一幅佛教绘画复原，现仅完成一半。
此外，在二层还有一个洞窟画着四个孩子的头像，那是一个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这窟尝试收藏当代艺术……
项目启动至今14个年头，常嘉煌对很多参观者及媒体一遍遍重复着以上介绍，这是他梦想的进度。然而，迄今为止，坚硬的砂砾岩上未有一个洞窟完工，那里实际上是个废弃的工地。他对现状多少感到沮丧。“现代石窟不在于很快画完并开放，而在于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太缓慢了，弄得我也是很困惑的。主要是缺乏资金和人为的反对。”
一个主要反对力量来自常嘉煌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反对我这样做，说我和我母亲假造父亲的想法，开凿现代石窟是为了骗钱。”
2003年，母亲去世后，常嘉煌变得更加孤独。她是在完成石窟第一幅壁画后一病不起的，“母亲一直鼓励我做，希望我做。”母亲留给儿子的信中说：“你必须自己做主，你‘轻信于人’的弱点使你经常上当，而‘不受命于人’的优点应该坚持。在决定和处理重大事务上，更不要轻信他人，凡事都要独立思考、如履薄冰，不要受亲属和周围人的指使。”老人还嘱咐儿子“一定要继续常氏的事业！”
父愿传承
在敦煌，常书鸿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39岁时来到这里，90岁时去世，被埋在了莫高窟对面的沙山上。敦煌人把他列入神位当中，说他是敦煌的“守护神”。作为这位文化巨擘的儿子，常嘉煌的人生轨道并没有偏离父亲的方向。
1935年，巴黎，来自中国的学子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发现了一套《敦煌图录》，由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拍摄。“父亲不喜欢中国人文画而赴法学习西方绘画，但是这次，来自祖国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他被震撼了。”
常书鸿穿越战乱和大漠抵达遥远的莫高窟，1944年就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之后经历孤独、荒凉、饥饿、家庭破裂、革命和政治运动，与他痴爱的敦煌艺术最终幸存下来。
1950年，常书鸿和第二任妻子李承仙的儿子出生，取名“嘉煌”，这个孩子的命运注定与敦煌纠缠不清。3岁时常嘉煌离开父母，被寄养在亲威家。
“那些洞窟非常昏暗、怪异，周围被沙漠包围着而且远离文明社会。我父母喝着不干净的水而且吃得也很差。沙漠的气候能把豆腐变酸、肉也变坏，所有的东西都受到了沙子的侵害。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像地狱的地方，对我父母来说竟然像天堂。”常嘉煌说，小时候他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那些石窟上，直到12岁那年，上海的表姐给他读徐迟写的《祁连山下》，他才第一次“认识”了为艺术和信念在沙漠里苦苦支撑的父母。
1979年，恢复高考时，常嘉煌28岁已成家有子，他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沿着父亲当年的道路，1984年他出国求学。
“我是学油画的，我问父亲去欧洲还是美国，他说你应该去日本。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到法国学画发现了敦煌，所以回到敦煌，而敦煌艺术的很多部分在中国没有了，却传到日本去了，你先到日本将那些东西学到还给中国，等你完成使命之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
常嘉煌当时没有想到，这个使命是如此困难。1994年，正在日本办个人画展的常嘉煌接到母亲电话得知父亲病重。他很快飞回北京，在病床前向父亲承诺去敦煌。“我开凿现代石窟只是把父亲的想法付诸实践。”
去年，常书鸿的老部下、梁思成的学生萧默出版了反映一代敦煌人心灵史的书《一叶一菩提》，书中说常书鸿曾提议给莫高窟开掘一个新窟，把毛主席以及红色业绩彩绘在上面。1965年，常书鸿选择了一个壁画脱落殆尽的石窟付诸实践，小稿和雕塑稿都已完成，但1966年“文革”爆发，歌颂伟大领袖的工作自然停止。
“父亲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局限，不可能去做佛教的东西，也不可能搞自由主义创作，那么就进行社会主义创作，除了把艺术变成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之外，还包含有一个艺术传承的因素。”常嘉煌认为，父亲正是在那时最早提出了开凿现代石窟的想法。
常嘉煌说，上世纪90年代初常书鸿又向他提出在敦煌做新的石窟，1994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给他写过一封长信，希望他来做这个事情。
“尽管过了一千年颜色脱落了，尽管人物形象和现代人不吻合，你进去敦煌莫高窟时依然会受到感染，敦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艺术形式。我们的责任不仅是研究、保护和向公众宣传石窟艺术，我们还应该找到一些使它能对展示现代艺术起到促进和发扬作用的方法。我想从这个角度来承续父亲的想法。”
“无底洞”
1995年冬天有个日本代表团访问敦煌，当时敦煌一个主管旅游的副市长走到常嘉煌跟前说，有一件事情只有他能做———在敦煌开凿新的石窟。“我说，这件事我父亲在30年前就想过，我愿意做。最初是敦煌市政府向我提出的建议，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延续敦煌艺术，而是想新开发一个旅游景点，而莫高窟的管理和收入实际上和敦煌市政府没有关系。”
常嘉煌强调，他赞成开凿石窟不是为了开发景点挣钱，也不是哗众取宠，只不过是用这种古老的形式延续现代文明和信息，延续当代艺术创作，同时如果形成一定规模也可以减轻对莫高窟的压力。
石窟的修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址。凿石窟最好在断壁上垂直往里凿，常嘉煌开着车在敦煌找了好几年，发现这种断壁很少。另外，敦煌研究院在所有有石窟的地方都划了一个保护区，西千佛洞是党河上游两公里，下游3公里，而莫高窟保护区非常大，往北推进到15公里，往南推进到20公里。
“这个事情我很纳闷，保护区为什么这么大？后来我母亲对我说，上世纪60年代她是研究所的 负 责 人 ，这 个 保 护 区 是她划的，当时只想多圈点地方，没想到30年后把我划出去了。”最后常嘉煌只能选择在西千佛洞上游两公里、不到1公里长的党河绝壁上开凿。
1996年10月，由于常嘉煌向敦煌市政府提出申请，未果，后又说服日本一家名为黄河株式会社的画廊联名向政府再次申请，得到回复，当年11月正式开凿。
“他们开凿石窟是想把日本画家弄进去画画，借此让这个画家的画升值，我当时反对，提出第一个洞窟不能由外国人来画，因为敦煌比较特殊，是一个曾遭列强凌辱的地方。”日本人不理解常嘉煌抗议，当时正逢柯受良飞黄河，常嘉煌就说“你看这就是要抢在外国人前面飞”。日本人很沮丧，退出了，但他们还是提供了200万日元作为开凿石窟的第一笔资金。
石窟开凿的消息发布后，敦煌研究院随即向敦煌市政府提出质疑，指出研究院的工作是保护研究文物，敦煌石窟艺术是指包括莫高窟在内的5个古代石窟，而常嘉煌开凿的现代石窟不属于文物，也称为“敦煌石窟艺术”混淆了概念。之后，常嘉煌向研究院提出，能不能称为“新石窟”，研究院回复说不可以，因为那样莫高窟就成“旧石窟”了，他们为此开会讨论，最终建议将名字定为“现代石窟”。“不参与、不支持、不反对，敦煌研究院一直持这个态度。”常嘉煌认为，这实际就是反对。
“这十多年来，我直接间接投入好几百万，而且一分钱没赚。我的日本妻子离开我，后来我又遭人骗婚。”现代石窟成为常嘉煌的一个“无底洞”。
2008年奥运会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母亲李承仙为石窟所作的《药师菩萨像》被盗了。为了避免壁画直接贴在墙体上受到损坏，方便壁画的转移，所以当初作画时特意在墙面上裱了一层丝绢，然后在丝绢上临摹壁画。据说盗贼正是钻了这个空子，直接揭走了壁画。常嘉煌说：“可能是因为媒体报道产生的压力，小偷后来又将画送了回来，而案件至今未破。”
“其实故事很多，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这件事情做下去。”常嘉煌说。
没有答案的问题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莫高窟留下了4.5万平方米历代无名大师们创作的艺术珍宝。而隋代，由于皇帝弘扬佛教，莫高窟空前繁荣，短短30年间，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94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宗教是古代石窟创造者力量的源泉。
常嘉煌记得10年前余秋雨曾问，在基本精神失落的今天，他的石窟能否做下去。10年过来，余的担心成为现实。然而，常嘉煌认为古今有差异，“现代人的信仰是多元化的，有的信仰金钱，也有人信仰上帝，我都不排斥将这些容纳进石窟，目的是留给后代。”
3号窟的通道里画着很多莲花瓣，上面写着石窟赞助者的名字，如今只看到日本人的名字。“我要求将日本人的名字间隔开，到时候把中国人的名字掺进去。”
这个窟还开了个小门通向一间密室，那里类似莫高窟的藏经室，准备将现代人抄写的佛经放到里面，现在已经收集了1000多名日本人的写经。“我们也和中国的一些寺院联系，希望和他们有关系的一些信徒居士写经，但是中国社会目前太浮躁，不像日本那样还有人愿意坐下来写。”
常嘉煌说，要藏的“经典”不只是写经，还包括现代中国的一些文明信息，这种民间保存行为，现在还没有人做。“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在的短信打印出来，装进不锈钢筒封到石窟里去。”他做过很多次呼吁，但无人回应。“大家都是急功近利的，无人考虑将来。”
石窟传承现代艺术，以什么样的标准一直困扰着常嘉煌。他最近和一家IT公司合作，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在网上提供一个平台，让创作者们都来开凿“虚拟石窟”，然后评选出最好的，将其变成现实。“就像在开心网上偷菜。比如，你的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申请一个石窟，申请后他可以画壁画，我给他设计一个模型让他往上贴，可以从5岁画到10岁。”
古代石窟艺术能留存千年，除得益于敦煌的自然环境之外，还因为当时的建造者花了血本，采用天然矿物作为颜料，其中不乏珍贵的宝石。对于现代艺术家们来说，化工颜料更廉价更便捷。相对挨着它的西千佛洞，现代石窟中的作品是易碎的。
2004年9月27日，在母亲80诞辰时，常嘉煌依照父母的手稿，将两个巨大的“飞天”喷绘在现代石窟对面的党河绝壁上，整个创作花了十多万元。经过数年的风吹日晒，这幅大制作如今已远不如当初绚丽。“问题是这些东西是否需要保存一千年？这和我们做这件事情一千年完全是两个概念。”常嘉煌说，“就像一朵花，刚开的时候很漂亮，慢慢会凋谢的。但是，这幅画很多资料和整个过程被保存在电子文档里了，这些会留下去的。”
然而，现代石窟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褪色，而是河水的冲刷，党河正在一点点侵蚀石窟的根基。据说，下游的西千佛洞古代曾修有2000多个洞窟，比莫高窟规模大得多，但大部分都被冲走了，只剩几十个。常嘉煌对此很担心，“今年无论如何要建个堤坝。”
实际上常嘉煌将开凿石窟本身也当做了一件作品。他一直记得，《红都女皇》一书作者、美国著名作家威特克女士看了石窟后勉励他：石窟开凿之日就是艺术创作开始之时，什么时候停下，作品也就完成了，这全由你决定。
“比方做到一定程度，我下决心将它封掉，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人试图用艺术的方法来推进，但做不到，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铜臭气的社会，大多数人都在想钱，散失信仰和散失理智的东西太多太多。”
常嘉煌还有一个称为方舟的计划，他要把现代石窟变成一个巨大的载体，如果资金充裕将建造一个微型地下绿洲，对有限的水进行充分利用，让它成为戈壁上的一个地下生存空间。如今，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北京进行创作。“有人建议我先把洞停下来，安心画画，等我的作品被认可，卖出好价钱的时候再继续。”他构思了20多天，最后用7天时间完成了给上海世博会的画作，接着又为广州亚运会创作了两幅作品。“我要回到画家的位置上，用我的作品说话。这是我回到北京不在敦煌的原因。”
“父亲是国家职员，他必须守在敦煌，我不会像他一样，一辈子呆在那里。”常嘉煌说，“现代石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像父亲保护敦煌是有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