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铜镜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700年，是在今伊拉克的基什遗址中发现的，另外在伊朗的苏莎(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200年)遗址也都有过铜镜出土。中国铜镜从出土情况看，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其中最早的应属齐家文化铜镜(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600年)，分别命名为复式多角星纹镜(甘肃临夏出土)、素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和七角星纹镜(青海贵南县马台墓出土)。

中国铜镜的几个繁荣期

中国铜镜由滥觞期到发展期、鼎盛期，再到中衰、繁荣、衰退，发展曲线呈马鞍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战国镜、汉镜和隋唐镜。这几个阶段或是在铸造技术上有创新，或是器形种类、纹饰内容及表现手法上独具特点。总的特点是产量大，铸造精美，风格不断更新，生动活泼。在青铜文化日渐衰落的大背景下，铜镜制作和使用上都呈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不仅仅是客观上延续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生命，而且与世界铜镜文化比较来看，也具有相当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蕴涵。因此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古镜概说》中说：“以铜为主要成分的金属镜制作，在近东、南欧等古文化圈诸国早已存在，……但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铜镜，其形态以及材质之精良、铸造之精致，几乎前者不可比肩；它与所谓鼎彝器的容器一样，是古代中国值得夸耀于世的一种工艺品，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战国铜镜发展的文化背景

铜镜发展至战国，仅从铸造地域上看已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由于西周晚期时制度已近乎礼崩乐坏，王威陵夷的同时，诸侯间却热衷于搞强权政治，《战国策•秦策》曰“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这种局面至春秋后期，随着南方吴、越等国的壮大，争霸中原的斗争更加激烈。争当霸主，首要条件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因而各国也相继进行了一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吕氏春秋•上农》记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改革的结果，使各诸侯国的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两个方面，而此后铜镜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两个方面。

从手工业来看，首先，青铜铸造再也不是王室的专利，冶铜和铸铜范围有了空前的扩大。目前在内蒙古大井、湖北铜绿山、湖南九曲湾、安徽木冲、山西侯马、河南洛阳和新郑等地都发现有大型冶铜遗址。据此分析，当时青铜成品的产量应该也很多，这在现代考古上已得到了证明。其次，量变引发了质变，主要表现为青铜铸造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在手工业的带动下，各诸侯国的商业日渐发达，冲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束缚，出现了许多私商。而战国中期开始青铜镜数量的大大增加，也使铜镜商品化成为可能。辽宁、内蒙古、巴蜀、甚至两广地区等地，都出土过不在少数的与中原地区风格一样的青铜镜，说明青铜文化圈随着商人的流动而扩大，这也是政治力量所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