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去找唐僧西天取经时说：“你刚才念的只是小乘教法，而不是大乘教法。”大乘、小乘，乃是一种比喻，大乘喻能渡无量众生，小乘喻渡少数众生，大乘与小乘的某种区别就在于觉悟境界的高低。

我们暂且不论佛学，就这佛教中的佛像也是个个鲜活，独具个性。有的慈眉善目、安详端庄，有的怒目而视、愤怒威严;有的慈悲、和善之资，有的三面六臂、手持各种兵器。佛教造像按其在佛国的视觉形象，不论汉传佛像还是藏传佛像，大致可分为如来相、菩萨相、天部诸神、愤怒神像等。由于形相皆以释尊为主体，所以佛像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理想特征，再配以站、坐、卧等姿势，个个是栩栩如生。制作佛像的材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金、银、铜、铁、石、木、玉陶、瓷、泥等多种质地，尤其是金铜佛像(金铜佛，通俗一点讲就是表面鎏金的铜佛像)制作精美，配以玛瑙、松石等宝石的镶嵌更是点睛之笔。绚丽的纹饰、优美的造型、慈祥的面容，在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能起到抚慰人心灵的作用。

前面提到中国古代佛教及其造像分为“汉传”和“藏传”两大类。汉传佛教大约从公元1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传说汉明帝梦见金佛遣使求取经像，但是按当时印度本土尚无佛像制作，可能是后人杜撰所致，但毕竟说明佛像是从印度传来，无可厚非。随着佛经佛法的普及与流行，佛像才慢慢在百姓心间变得清晰。自此拉开了汉传佛像的传承。可确认的已发生明确改变的佛像始于北魏时期，而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佛教造像的黄金时期，此时期已经魏晋时期的消化吸收，外来的造像模式与中国传统雕塑相结合，创造出极为成熟典雅的佛像样式，如唐武则天时期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雕像即为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的典型，面容丰肥，慈眉善目。而到两宋时期，佛教也更加贴近了庶民的生活，佛像的宗教气息已经渐弱，呈现出高度写实风格，富有人间情趣。再到元、明、清三代，此时藏传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尤其是对北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两代的宫廷造像更是直接以西藏造像为范本，风格独特，传承脉络清晰，同时又融入汉地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手法，更加注重细节的表现手法，浮雕珠宝密实镶边，使原本西藏佛像所特别强调的凶忿形象在内地逐渐淡化了。而同时期藏地的藏传佛像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也是风格各异、种类繁多。

藏传佛教将造像艺术列为佛教“五大明”之一的“工巧明”，颁布有《造像度量经》为代表的“三经一疏”作为造像实践的法定依据，对造像仪轨的要求空前严格。藏传佛教中尊神众多，可分为佛、本尊、菩萨、佛母、护法等，何种佛，何种神，其面貌、姿势、装饰、所持器杖都有一定的要求，必须严格符合密宗教义。持物是指佛像手上所持的物品。所持物品不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如药师佛手托药钵，表示此佛以药物济世，拯救众生病痛之苦的本愿。阿弥陀佛手中拿的是一个莲台，象征着能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由莲花生之意。而各种菩萨、罗汉、护法诸天等，肩负着弘扬、护持佛法的重任，手中所持器物更是繁多。具体归结为动植物类、法器类、庄严器具类、兵器类、乐器类及藏秘特别的持物如天杖、手鼓、普巴杵等。而安放佛像的台座又是多种多样，有佛台、莲花座、生灵座、鸟兽座等。佛陀的台座又以金刚座、莲花座和须弥座最常见。依附于佛像背面所发出的光环、光焰成为光背。光背又有头光、神光之别。只有如来部诸神才能同时具有头光和神光，罗汉和菩萨只有头光，少数情况下菩萨也可能出现身光的情况。

目前备受佛像收藏爱好者关注的佛像多为金铜佛像，尤其是明清两代的金铜藏传佛像的艺术及收藏价值最为被收藏与投资者们青睐，其中又分宫廷造像与西藏本土造像之别。而以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钦定的官式造像“永宣佛像”的艺术与经济价值为最高。鉴别永宣佛像首先从时期特点来看。永乐时期的佛像，分为前期和后期。永乐前期，佛像整体造型、装饰风范基本成熟，最具特色的是莲花座上的莲花瓣，其形制细长饱满，劲健有力，可以作为此时期造像鉴定的重要依据。永乐后期，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定型时期，造像的体态趋于平稳。最为明显的也是莲花瓣，其形制比永乐前期略为宽肥，而且在莲瓣头部出现了卷草纹。这一时期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兴盛时期，现在遗留下来的宫廷造像大多是这种类型。其次从制作工艺特点来鉴别。一般都采用黄铜铸造。永宣造像上一般都刻纪年名款“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造像高度大约多为20厘米左右，比较大型的造像虽然有，但数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