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拍摄了一组圆明园的照片，成为最早的圆明园历史影像作品。然而，在137年的时间里，这批影像底片一直被藏于欧洲。今年5月，我国台湾的收藏家秦风辗转购得，从而令这些照片首度与公众见面。

5月28日，当我从东京搭机回台北时，神经依然紧绷，想到77年前，上海学者滕固带着同样一批玻璃底片，心情必然如同摇荡的海浪。事隔多年后，竟然是我来承接这个棒子。中国人今天的大环境比起滕固当年好太多，这意味着我们真的任重道远。

稀世影像文物重新问世

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历史影像的收藏和编辑工作，限于个人力量，编辑的多，收藏的少。直到两年前，得到友人襄助，通过著名的日本古籍书店雄松堂，向欧美收藏界探询及购藏稀有的中国历史影像。2009年10月，雄松堂书店来函，指称欧洲一古书商知道有一批早期圆明园影像的玻璃底片，现有的收藏家有意割爱，双方正洽询中，一有结果，将会传来完整的电子文件数据。4个月后，也就是今年2月，图文数据传来，我立刻被计算机上亮丽清晰的早期圆明园影像深深地吸引住了，档案上还附上现存玻璃底片的照片，以及每一张底片详细的相关资料。没想到欧洲藏家要割爱的竟然是滕固当年从德国带回上海的奥尔末的圆明园玻璃底片，这批底片犹如中国影像史的一则神话，后来像美丽的亚特兰蒂斯般神秘地消失，如今神话却重现于眼前。

两年前，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圆明园遗址蛋白照片被引荐到中国，曾在文化界造成轰动，媒体上喧腾一时。奥尔末的照片文物比托马斯·查尔德更为超前，因为它的时间更早，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圆明园影像。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奥尔末玻璃底片主要用于滕固所编印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以中国当年的印刷条件，印出的图片远逊于原底片的质量。换言之，奥尔末的作品始终是以玻璃底片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中国人至今尚无缘欣赏到原底片直接冲印出来的最早的圆明园高画质照片。

在此之前，文史界都说，滕固把底片带回上海编书，而且在旅行中还弄破了一块。至于底片后来怎么样，就不清楚了。一般最常见的猜测是，二战末期的德国饱受盟军飞机的轰炸，几成焦土一片，底片不幸毁于轰炸。然而，这种说法毕竟只是推测，并无任何具体或学术的证据。

玻璃底片的时光之旅

欧洲古书商直接指出了底片后来的情况：底片一直受到良好的保护，躲过了盟军的轰炸，一直传到德国建筑学者恩斯特·柏石曼的孙子手中。1987年，在奥尔末拍摄圆明园的114年后，柏石曼的孙子将底片卖给一位法国的收藏家。国际华人影像收藏界近年传说一位法国收藏家手中握有最早的圆明园影像，现在证明，这个传说与现实相当契合。至于为何70多年间这批底片的下落不为人所知，这点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从事收藏多年，经常看见一种情况，许多珍贵文物，因后代子孙不了解，也没兴趣，又不便遗弃，只好默默放在家中的一个角落，几十年以后隔代之间情感疏远，终于被卖掉。至于新的收藏家，除非是美术馆和博物馆肩负展示和教育任务，一般都很小心，不愿声张。即使几年后割让，也常透过权威渠道，低调进行。在中外因素交迭之下，奥尔末玻璃底片几成绝响，并不足为奇。至于近日又神奇地从过往记忆中走出来，既为偶然，又像是命中注定，令人错愕、惊喜、感伤。

珍贵圆明园文物永留中国

欧洲古书商所指的割爱者正是那位法国收藏家，而且，他们同时也接洽了一些对此有兴趣的欧美美术馆和图书馆。这个情况对我而言，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奥尔末是德国人，但圆明园却是中国的重要景观，最早的圆明园玻璃底片应被视为中国的珍贵文物，就像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但他的清宫画却被当成中国文物，而非西洋文物。何况圆明园这个主题触及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强烈情仇，奥尔末的玻璃底片摄于中国，最后应该回到中国！

此时，我内心存在强烈的焦虑与恐惧，欧美文化单位的领导对这批文物的情感，当然不比中国人，不过，万一碰到一位有眼光又了解中国的领导，在我之前取得了这批文物，这意味着奥尔末的圆明园玻璃底片将永远跟中国人说再见了。正好，今年又是英法联军侵华及圆明园被毁150周年，正是中国人公开展示这批珍贵文物的最好时机。种种因素使得我必须在短短的3个月间展开大规模的沟通和说服工作。感谢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冯光生副馆长与韦佳艳主任，很快地认识到这批文物无比的价值，立刻确定公开展览的日期，并且启动实质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我也四处奔波，加紧筹资，其间内心难免种种艰辛苦涩，但都被取得文物和分享于众的强烈渴望压制住了。5月间，此事终于确定，同时完成了国际交易手续。欧洲古书画商为了确保安全，亲自携带文物由伦敦搭机送到东京。日本雄松堂书店传来的图片显示，玻璃底片被细心地用棉纸包好，放在特别设计制作的木箱里。两周后，我专程飞到东京取物。回台前一天，我坐在东京市区一家露天咖啡座，气候温暖，阳光洒在身上，十分舒畅。

我不禁想，这批玻璃底片摄于中国，后来被带到德国，上海学者滕固又把它带回中国，后来又再送去德国，在欧洲的某一个角落静静地躺了77载。保存得这么好，每一个阶段的持有者必然是小心呵护，才有如此成绩。我做梦也想不到，现在这个任务竟然交到自己的手中，任何中国人都别无选择，只能尽一切力量发挥文物的教育和文化作用，分享于社会大众。次日，当飞机即将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机身震动，我紧抱着木箱，如同多年前抱着自己的婴儿般，既谨慎又怜惜。奥尔末的玻璃底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而且跟滕固那一次不同的是，我相信这一次它将永远留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