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了书写理论之“道”的问题，对于书法技法之“器”的问题，同样需要重视。我注意到，万胜先生无论是书写《红楼梦》诗词，还是经史子集内容，都与北大书法所提出的“文化书法”精神暗合。在我看来，书法书写的内容是大文化根基——文字魔方、经史子集、名言警句、文化感悟等。细细观赏申将军的书法内容，那些古往今来哲人睿智的哲诗或智慧话语，关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话语，为他的书法形式美注入了文化重量。万胜先生书法鲜明地表征出军人书法家对“壮美”审美境界的自觉追求，他青睐魏晋书风，上接秦汉之气象，下承宋明之书意，碑帖融合，气格洞达，将自我性情与历史文化名人书法意趣相契合，其独钟行草的潇洒开阖，在五种书体并重中追求行草的拙趣与雅致、空灵与浑厚、精细与阔大美的统一，大到丈二多屏，小到斗方扇面，都在沉雄洒脱中寓老辣生涩，结字、线条、章法、气象都道法自然不假修饰，在匠心独运中以沉雄宽博的美感面目示人。

在我看来，书法是通过一定技法的文字书写所获得的结构化的文化精神形态。这意味着：首先，书法初级阶段面对的主要是“一定的技法”，技法是书法初级阶段的表征，是到达文化大道的基础和关键；其次，书法中级阶段，则是“文字书写”中的“结构化”，是“由技到道”或“技近乎道”的中介环节；最后，书法最终要达到的高级阶段或最高境界，是超越了技法之上对“文化精神形态”的呈现——无法而至法的文化之道。万胜先生将书法置于当代中国崛起的文化大语境中加以观照，坚持书法的文化根基性，力求在爽利的书写中内涵浓郁的书卷气，将军人的威武刚毅与文人的儒雅洒脱整合起来。正唯此，他的书法才能在运用技法中又超越技法之上，最终达到文化精神内核的书法艺术境界。

在万胜先生看来，书法的形式不仅有笔法、章法、墨法等，还有黑白对比、强弱对比、结构对比等艺术辩证法。而且书写装裱形式、文房雅趣布置、张挂的空间文化氛围等，代表了书法家和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人生观价值观。确实如此，尽管书法形式技法层面是以技为主，但不难看到，这个层面仍然洋溢出浓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要素，是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非常靠近文化一端。万胜先生注重线条的质量和墨色的变化，精心于结字的阴阳向背腾挪避就，注重点画的八面出锋纵横使转。其结字横竖波磔，刚健爽利，方圆兼施，墨色枯润对举，在苍古与华滋之间尽显其勃勃的文人气息。

三 文韬武略的君子书风

申将军的书法初看似乎文化气息太浓，而有些缺乏生猛鲜活的个性，其实细看很有个体人格特点。万胜先生坚持文人书法的性情书写性和温婉内在性。他遍临诸帖，尤其在历代经典上用功最勤，早年精研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文徵明诸家，中期全力体味王羲之、张旭、怀素、王铎行草书的境界，有时候达到了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在书法上用心、用志、用情很深，可以说对书法艺术有一种他人所不及的发自内心的挚爱酷爱，书法已然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筋骨血肉。他能放弃其他业余爱好，经常闭门不出地读帖默帖，每有心得便挥毫落墨。这种文人的严谨深刻和军人的豪爽豁达使他的作品充满阳刚之气，在大气盘旋和大度洒落中获得拙雅沉雄、浑厚高古的美感，尤其是经常在笔断意连的跌宕映带中带出古隶北碑的“有意味”的线条，更让人眼前一亮。每当我看到一丝不苟的十几米长卷和丈二条幅，都感慨相较而言自己在学术之余所下书法功夫太少太少。

在我看来，万胜先生的书法是“文化书法”的一个典型。他坚持认为：书法贵在“诚”。心灵情感是书法第一生命，笔墨由心表达出生命的真实情趣，因此适性达情，率意诚心的下笔心灵状态决定了呈现在纸上之书，是一种凝重内敛和自由奔放的统一，将优雅的帖学风貌和碑的奇崛之风整合，故而能于隽逸宽绰中展示刚柔雅拙的多种态势。他尽情挥洒在自己的书法世界里：蝇头小楷，檗窠大字，或小如书札便笺，大如册页长卷，形式结构多样多式——条幅、中堂、横幅、斗方、册页、联屏、楹联、扇面、尺牍、匾额、榜书，几乎都不在话下。而内容则尽可能出经入史，具有学术历史的厚重感。帖学为主的书写中又融北碑的气势和内敛，使其下笔果断爽利，厚重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