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西汉喻陶陵鼎拓本(补花果长题轴)，137×59.5cm，1902年，西泠印社藏
中国画，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哲理思考。中国画以其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意象审美观(涵造型观)和写意的笔墨结构观(涵造型法则)为主魂的畅神载道的艺术语言体系和辉煌的绘画成就而显居于世界艺术之林，并成为世界精神文明的颠峰。
中国画几千年在始终追求气骨意向表现中保持以“神”、“逸”为最高艺术境界，并不断“增高增阔”的持续发展。所以如此，除了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和独有的哲学思想为根底外，关键在于它那具有极高质量要求和极为丰富内涵的一笔一墨的“中国功夫”及其由一笔形态为因子组合而成的中国画体笔墨结构，成为了中国画“技”“道”合一的艺术表现主体骨魂。
笔墨结构作为中国画的意象精神载体，将意象表达与匠心经营髙度融合，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作状态和神游领域。这在历代画家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凡中国画画家，包括当代和未来，都必须具备这一“中国功夫”和“笔墨结构”的提炼概括能力，才能实现中国画“始知真放本精微”(苏轼观尤兴寺吴道子画壁诗句)的写意精神的传承发展。
其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在于笔墨结构的不断创新神化;而笔墨结构的创造又必须游刃于生活、传统、修养、人格个性之中，在“迁想妙得、临见妙裁”间创获机化。即为中国画创作的“临池”状态中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再到“笔下之竹”的两度神化来实现。
第一度神化。是艺术家以中国画特有的眼光和胸怀，体察生活，将心中的文思意匠与生活感受“神遇而迹化”，也就是把本质感受、技巧旨趣连同对个性的激发，通过意象审美活动的移神取象，意立而象出“度物得道”，形成成熟的意象笔墨结构;而这个笔墨结构之象对于画面主题而言是具有特定旨向的，是鲜活的，是理想的，是具有中国画传统之根又具有自然生命感悟为依据的。这就完成了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第一度神化。此为艺术创作的第一要务，艺术家须“寓意于物”移情夺神，呈现笔墨意象，并不断接收先贤经验中由自然到艺术的升华，在长期生活体验中大量积累形神骨意一致的形象佳构，为步入中国画创作的第二度神化打下基础。
第二度神化。第一度神化的“胸中之竹”既出，尚意畅神的“浩然之气”勃发，便激起李白“斗酒”式的创作情怀，在艺术家临池挥运笔墨之际，以意使法，气雄物外，得意而忘行，“解衣盘礴”忘我忘法忘物，乃是写意画创作状态的最高境界。忘我者，忘我而存牲。画道深藏却不伤其性情，达形神双畅“技”“道”合一之本真。忘法者，忘法而存理。画理不背而趣在法外，得“真放本精微”之奥妙。忘物者，形必从意，忘物而存象，神情自出;意象真而神完气足，得大羙于常形常理之外，“度物得道”画之要旨也。以上三忘，唯不得忘意、气、神三者，以气运势(笔)，即以“苦铁画气不画形”之慨，夺神取象，绘事乃大成。此时画家的人格气质、才情旨趣、功力修养一并倾注于画面空间，时而气凝笔端，神行天外，气势捭阖纵横;时而清思妙笔，得古今之变，挥洒自如，浑化无迹。将“胸中之竹”的成熟笔墨结构再度升华到神、奇、玄、妙、逸的不意境地。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神来之笔”、“意外之境”，其气韵意蕴充溢于艺术家的功力、才智之外，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谓“画须有笔外之笔，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妙谛”。
在深厚修养、积学致远的基础上，自由心灵得以高度发挥，理性思维得到妙悟，最终使“胸中之竹”得以神化表现，落笔则超乎胸中之竹的笔墨结构之外，打破理法“瞑心玄化”，技道合流，出神于“笔下之竹”而笔墨结构臻于化境。其意在能而不能，似而不似，或天机泄漏得“狂怪有理”无法之致，或会心高远得“真放本精微”之妙。这就是笔墨结构在艺术表现中的第二度神化。
潘天寿先生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云：“艺术不是素材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艺人之思想、学养、天才与技法之艺术表现。不然，何贵有艺术。”以上笔墨结构的产生和“临池”挥运中笔墨结构的两度神化，就是中国画的创作特征，是其它绘画难以涉足之境地，因此意象绘画其艺术境界与客体自然拉开的距离较之其它画种最远，而它又与大自然之间最似最本真，这才是中国画写意精神，实为中国画之神髓。也正是中国画创作中特殊审美、特殊艺术语言结构表现的特殊神化需求。中国画的创作离不开这两度神化的规程，是中国画创作的核心规律，只有在两度神化中深刻领悟并妙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文通语)和“迁想妙得，临见妙裁”(顾恺之语)，方可“造化在心，变化在手，能察自然变化之神奇，有化天地万物之手段。”(潘天寿语)从而使“眼中之竹”转换到“胸中之竹”最终迹化为“笔下之竹”，不断创造出崭新的笔墨结构，直达中国画的“神”、“逸”之佳境。
在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最具写意精神的中国画，乃为“文中之文”。现代中国艺术巨擘伟大教育家潘天寿先生教导我们说：“国画在东方绘画系统中早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有极辉煌的贡献。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引为骄傲的;我们中国的国画家，更是以此自豪。”在走进中国画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的艺术实践和审美活动中的两度神化，是最可宝贵的精神体系和创作规律。当今只有倍加重视研究、保护、传承、发展它，使之再度振兴，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画的时代创新，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作者：张立辰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