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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我与工艺美大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9-17 18:32:38 | 文章来源: 杨卫的博客

杨卫/文

按:2010年9月14日,我的母校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在北京成立校友分会,我参与了此次召集会议。二十年前,我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前身“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自此以后便流浪北京,与母校断了联系。二十年一轮回,再见故友旧师,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杜甫的诗句《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

“工艺美大”是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的简称,我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尽管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现在已更名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但习惯为之,在我嘴里还是觉得“工艺美大”更加亲切。

说起我与工艺美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已久。因为我家就住在益阳市的金银山,与背靠会龙山的工艺美大毗邻,且从小我和姐姐都喜欢画画。所以,工艺美大在会龙山下成立不久,我便与其瓜葛相连,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那还是1982前后,姐姐中学毕业,准备报考美术学院,父亲托老友郑一呼先生给她辅导。郑先生有求必应,不仅答应业余时间辅导我的姐姐,而且还把她推荐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工艺美大进修,开始更为严格而系统的绘画训练。我与工艺美大的缘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姐姐到了工艺美大之后,父亲很关心她的学习状况,经常会去学校询问,偶尔也把我带上,让我去沐浴那里的艺术气氛。于是,我也就很早便认识了姐姐的一些老师,如贵体侃、杜炜等等。杜老师与贵老师都是“文革”前广州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后分配到益阳工作,工艺美大成立时,上面把他们从不同单位抽调来学校,组建了最初的师资力量。杜老师是广东人,带着浓重的粤语腔,跟本地人的交流总是有些障碍,因此我与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是很深。大体只知道杜老师参加过多次全国美展,是当年湖南省内国画界响当当的人物之一。与杜老师相比,学油画出身的贵老师似乎要亲和许多。这不仅因为贵老师本身就是湖南常德人,说起话来语音相近,更在于贵老师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人对己都很随便。所以,我和姐姐一直都跟贵老师走得很近。

说起来,我曾经还是贵老师的“入室弟子”,不过没有嗑头作揖,只是喊了一声“老师”,便溜进他的家门,成了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那是姐姐离开工艺美大不久,我也辍学混上了社会。父母担心我在社会上学坏,便让我跟着姐姐开始画画,我也就随姐姐一同归到贵老师门下受业,在他那里取得了艺术的真经。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获得后来的一些成绩,与当年贵老师等人的教诲不无关系。这也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老师就是样板,举止行为对学生都是一种启迪,一种指引。

1989年,是我真正开始融入工艺美大的一年。那一年,我在工艺美大经过了考前进修班短暂的学习之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工艺美大。这是我从贵老师编外学生到编内学生的转换,也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机。我常想,如果没有那一次考入工艺美大,也许这辈子就可能跟艺术无缘了。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是老天安排,它安排我与工艺美大结缘,又安排我从工艺美术而走向纯艺术,以至于最后成为艺术批评家。

我在工艺美大原本学习的是美术装璜,但因为起初跟贵老师学过油画,所以,我一直还是对纯艺术情有独钟。在工艺美大读书的那两年,我曾在校外租了一间工作室,并坚持在课余时间进行油画创作。有些老师不理解,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不过,也有老师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其中就有袁庆典老师。

袁庆典是湖南师大美术系毕业的高材生,1985年分配来工艺美大任教,是当时工艺美大的中坚力量。他很早就有油画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其绘画才能在湖南美术界都是屈指可数。我跟袁老师最初相识,便一见如故。或许这是因为我们都比较迷恋于纯艺术,有着某种共同语言。所以,在校期间我与袁老师的关系最密切,师生友谊一直保存到现在。

其实,我最早的一批油画创作,就曾受到袁老师的影响。尤其是他在画面中惯用的褐色调子,冷漠而凝重,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与我少年时节的心境不谋而合。所以,我的第一批创作也采用了大量的褐色背景,只不过造型更倾向“形而上”一点,有种空中楼阁的味道。也许这还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吧。毕竟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涉世不深,不可能触及现实背后那些真正的伤痕,也就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不过,尽管那时候我难以抵达到深刻之处,但这种深刻的追求却塑造了我的人生路,为我后来转入艺术批评做了最初的人文铺垫。

1991年春,临近毕业前夕,我带着在工艺美大创作的近三十幅油画作品进京,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个人画展。不想,展览却意想不到地获得了成功,不仅为北京的艺术界朋友所首肯,圈外也是赞誉一片。1991年5月,《北京晚报》等北京的重要媒体纷纷对我的展览进行了报道,而《益阳电视台》更是为我拍摄了新闻专题,在黄金时段播出。初出茅庐便技惊四座,让我禁不住有些得意,以至于把当年要搞的毕业创作都忘在了脑后。如果不是当时的吴国欣校长支持我,把我在北京办个展算为毕业成绩,也许我今天都拿不到工艺美大的毕业证。说起来,这也是工艺美大教学理念的一种成功。与许多学院的死板教育不同,工艺美大一开始的教学方针就带有某种开放性,特别支持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我想,工艺美大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教育的鲜活性。

1991年夏,我从工艺美大毕业。之后,便离开益阳,辗转天涯,到了北京发展。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我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且从原来的艺术创作转入艺术批评,成了今天艺术思想的输出者。回首这一路,我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走出一次次人生的新境,离不开当年在工艺美大的人文积累。尽管这之后我也曾在吉林艺术学院读完了研究生,但在我心底,工艺美大仍然是我的母校,是我生命中“灵根育孕源流出”的文化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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