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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长城下的中国美学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8-10 13:36:14 | 文章来源: 雅昌艺术网-程美信的博客

文/程美信

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即将在北京大学召开,它必定成为北京奥运那样的民族主义秀活动,从近年美学界热中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声势以及本次大会组委公布议题来判断,它无疑是一场民族主义学术秀,来自各国四百多名学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捧场者。事实上,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美学没有取得实际性成果,反而日益成为一种典型的衙门学科,对文化保守势力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现代学术体系并非中国本土生成,美学传入中国之时,恰是西方古典哲学走向衰微之时,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形而上学分支,是考察审美关系与文艺现象的经验论说。随着现代科学与理论工具的兴起,美学逐渐成为研究思想史、艺术史的考古学科,不足以解释当代艺术的复杂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则是例外:首先,中国的艺术主体仍停留在古典主义时代,不论本土艺术还是外来艺术,它们始终囿于审美活动,美学自然适用于中国文艺状态。其次,中国传统艺术缺乏理论的系统关照,有必要通过美学进行范畴研究与形态比较。可无论怎样,经典的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更不能作为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美学在中国的异常活跃,说明了中国文化艺术与理论水平的整体滞后,并迎合了当前民族主义泛滥的保守语境。

随着“血汗工厂”经济的飞速增长,造成“大国崛起”以及民族文化优越感的空前高涨,建立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呼声,在理论界和艺术界一浪高于一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已是集体惯性口号。近年的“文化身份、民族文脉、反殖民、东方主义、中西对话”更是铺天盖地。尽管“中国美学”作为文化比较和研究范畴有一定意义,可要建立中国人的民族美学理论体系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美学体系”最大限度也是范畴性的概念演绎,不外是“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的注释努力,毫无实际创新意义。主流的文艺思想和学院的美学体系,全然热中于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跟官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在理论思维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无疑激励着中国民族主义美学的空前膨胀,对今后学术思想与文化艺术必将起到负面的误导作用,因为中国思想学术缺乏自由独立、多元对等、相互制约的生态机制,美学只是整个学术氛围的缩影。另外,当代中国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真理、追求正义的独立人格,加之权力干扰和利益诱惑,使知识分子不是主动讨好权利就是自律规避现实,给民族主义狭隘思想提供了绝对的空间气候。美学在异常亢进,它是保守势力和极权主义的同构效应表现,不是基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

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症结

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有术无学”状态,即没有完整的系统学科,也缺乏丰富的理论工具;无边的道德学问和原始的玄理观念支配整个社会思想。戴震是中国学术史上百科全书派式人物,他强调格物致知仍无法跳出“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经验之谈。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古画品录》、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历代美学篇什,全然是类美学的零碎杂说,根本谈不上系统的美学体系。王国维算是中国美学的开山鼻祖人物,他留学日本,接触德国美学对他很大启发作用,正如陈寅恪评价他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王国维的“意境说”,同时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使他对魏晋文艺思想中“意象”有了生命意志的理解认识,从形成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

朱光潜和宗白华是推动中国美学发展的两位关键人物,前者将西方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后者将本土审美文化与文艺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纳,从而确立了中国审美艺术的思想范畴。此外,蔡元培等人有美育之主张,可在理论层面却无所建树;另外是早期左派作家致力介绍马列文艺思想,如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介绍翻译以及改造发挥,对新中国文艺理论形成主导性作用。从《延安文艺座谈》和文革时期的文艺思想,大抵上是左派学者片面吸收苏联文艺思想的产物,它的道统化致使上美学研究在中国的一度中断。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5期间的美学热潮,它们不过回应了一种学术史的遗憾。遭遇89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出现了亢进性逆转,同时赶上文革知青一代学者逐渐主导了整个社会,学术界日益乌烟瘴气。二十年来,中国美学界形成了一个庞大衙门学科,“大跃进”式地制造文凭学位、垃圾论文和噱头口号。

当代中国美学的亢进态势显然基于民族主义社会气候,也是美学家拿“历史情绪、民族仇恨、爱国主义、文脉身份、西方霸权、本土传统、中国特色”作为自身话语权和切身利益的敲门砖。综观近年美学论文,铺天盖地是民族意识形态化的美学泛论,主要表现为三种论调:一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二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三是建立中国美学体系。本土注释派囿于发掘传统艺术的诠释,“后学派”则致力贬斥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旨在捍卫民族审美价值体系。

中国人文学术有着“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师承传统,加之大学的不独立、学术界的浮躁氛围、应试教育的泛滥,大多数介入美学的学者,对哲学、美学、艺术本无兴趣,少有人因个人兴趣而入门文史哲,美学对学生的吸引力是研究生文凭,至少今日大学美学教授是为了文凭涉足该领域,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下进行他们的美学教研工作。照这样的人才入门模式,显然不可能出现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那样硕果累累的学者。在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下,中国美学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可取得学术成果却微乎其微,更别说创立中国美学体系。可以说,当前中国美学界显得不务正业,只在民族主义热浪上煽风点火,不是陈辞滥调的“天人合一、意境非凡、气韵生动”便是铺天盖“民族身份、传统文脉、文化殖民”。

考察当代中国美学家,他们大致上出生于40、50、60年代,身上的“马屁味”多于“学术气”;“文革性格”多于“五四精神”。这些人不论他们治学、从商或做官,行事作风都无比霸道,为了个人达到目的常是不择手段,好像在报复这个时代、在惩罚这个世界。溃烂的社会风气,几乎淘汰了那些善良正直、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被迫地出局就是自觉边缘化,得势当权派不是道德破坏就是麻木不仁,学术风气如同社会风气一样腐败不堪。在历史传统与社会制度不利于学术思想自由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学者们自觉意识唯有的学术底线和文化良知,否则整个人文思想界不止是脆弱的,也是极为危险的。

当代视野下的世界美学

从当代世界美学状况来看,它已是一门艺术史和思想史的考古学。美学的科学体系形成于古典主义衰落和现代主义兴起时期,它以简陋经验理论分析审美起源和研究文艺现象,其局限性就不言而喻。随着形而上学的历史退场,美学悄然休退,当代文艺理论连同当代艺术一起建构发展,审美不再是艺术的核心主体,只是历史技艺和传统艺术的普遍方式。美学在中国处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它是文化艺术和学术思想普遍落后的主要表现。

美学历经康德、谢林、黑尔格、鲍姆嘉登等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庞大形而上学体系,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工具原始性是显而易见的,必然被新兴的现代学科取代。审美意识起源及其原理曾是传统美学的重要对象,随着现代生物科学、思维心智科学、语言哲学和先进仪器的发展,传统美学的经验之谈便失去实际作用意义。考察现代文艺理论,美学从中占有比重实在微不足道,这与现代艺术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开放体系有关。因为如此,当代意义的美学家已是跨学科的文化学者,他们不可能限于狭窄的审美领域继续照本宣科。当代美学转向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关照,如生态环境、文化比较、日常生活和审美文化,自然地理形成民族国家和历史人文的特殊性,它已是一种过去式和完成时的文化考古学范围。国外美学家普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热衷于生态环保、文化研究、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社会包容等实际领域研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美学大会上,与会者达成共识就是承认“美学已无法解释当代艺术现象”。当代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少有从审美立场去考察艺术作品,更多是从社会文化与哲学视野去关注艺术。近几届世界美学大会议题,持有一种文明调和论的思想立场,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大量制造垃圾论文和噱头口号,并鼓吹民族主义思想和建立国家特色的美学体系。

美学在中国演变为民族主义的道场理论,不外是学术思想的滞后和传统势力的强大。美学成为极权主义的诠释理论,捍卫几千年的历史封建传统,并以民族性、地域性、特殊性、差异性作为中国现有文化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合理化注释,无视全球化整合力量将带来了全新的世界矛盾和秩序结构,其本身就是历史创造本能的表现。假如今后世界无法突破自然或人文的国族边界,那人类历史就此走向尽头。当代世界发展恰恰证明了历史的开放主张。“中国美学”作为一个特定范畴,如同印度美学、希腊美学、日本美学一样具有普遍性。民族之间审美差异是基于过去的自然地理所形成的人文形态,决不是静止僵死的恒定模式。

可见,中国美学界誓言建立中国美学体系,它完全超出了“中国美学”的学术范畴,旨在推广“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为极权势力和保守文化助威呐喊。但凡有创造力的学术思想及文化艺术,必定给人类世界带来更多建设性的可能出路,解决各种矛盾难题,而不是将历史推向狭窄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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