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风度”，直接的联想就是“魏晋风度”——一种不同于流俗的名士品相。风，是自然现象，先开始用来比附思路流变；进而用于评价辞赋文章（刘勰《风骨》篇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再进而以文及人，扯到道德风范上了；再再进而，转向仪表外貌、甚或言谈举止（比如“风度翩翩”）。我这里谈及的风度，是指黄健的精神状态，以及通过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或者以上兼而有之。
黄健的作品，总是飘忽着一股魏晋遗风。未见得显山露水具体形象，却在否定与肯定、攫取与抛弃、破坏与创造当中，执拗地追索清峻、通脱和华丽。它们的形式外表看似复杂，形象元素却始终是由几样凡人常见的物件相组合；清幽单一的釉色近乎固执，直逼“烟云水气” 一派，散发出超然物外的审美理想。
观赏《青灯》系列的清峻平和，使我们无法不聆听另一种对生命的阐释，冷峻得吓人。说是灯，却无油无火，装载着无光自荧的平静与恬淡；遥远的历史记忆像风一样虚无缥缈，刻意加厚的青瓷釉面使一切形象模棱两可，即使是飘逸欢快的鸟儿也混沌模糊；一遍又一遍的施釉必定是给黄健带来了快感，将拉、捏、堆、塑等工艺手段统统埋藏于厚厚的青釉之下；管他冷漠的青灯古佛，还是孤寂的黄卷青灯，这些梦魇般的意象也被统统隐蔽到了清白后面。死寂的青灯，活跃的灵魂。
用“田园诗意”来评论黄健的《荷塘》系列，有点俗套，可没别的词儿了。从散乱的莲蓬、荷叶和弯曲穿插的管状枝干，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通脱而随意的。但内在的智慧又使自由得以收敛，用方直型的、或器皿型的外框加以限制，它们有效地掌控着生命的奔放。荷塘月色、鸟吟蛙鸣，自然的瞬间在空寂中凝固，风度中流露出的灵魂融入秘色青瓷，如同禅宗境界之“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苏轼语）。这是用心灵歌唱、以物质写意。人生苦短，但求愉悦。
佛学盛兴起自东晋，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基本内容的清谈之风便不再时髦。但以魏晋风度为开端，形成了兼顾儒道两路的士大夫精神，它几乎被默认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其影响之深，甭管真的假的，直到今天，在大大小小的人物身上差不多都能看出一点迹象。没有见到黄健作品的实物以前，先看到照片，有几张照片上的造型很怪，看不懂，便问：这东西，哪边朝上？他答：哪边朝上都一样——是从作品的头顶上面俯拍的。能把别人的视线拉到他的观察角度，这是黄健的风度。受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吗？许是，反正看上去既新鲜又不累。
素淡的清釉笼罩着《魂瓶》系列，它的华丽若隐若现。莲蓬、残枝、败叶、婴孩、小鸟、鬼脸——用生灵组合成死魂，以真实幻化荒诞，剪不断，理还乱；重复出现的“擦擦”、经版，又把气氛带入了佛教的思想境界。佛界净土，一尘不染，可是佛学内容浩如烟海，只站在门口看看，就令人望而生畏。想往简单处说，也不是不可能——乃探讨人生过程而已。大过程，以及大过程所包含的若干个小过程。现在者，指活着的时候，人与兽，有体温有皮肉，有肠子肚子脑子腰子，有，那叫“生命”；离去者，就是人死了，没了，只剩下灵魂。无是本。
对历史风格，个人有各人的理解方式，如同摄影，视角不同。魂瓶是魏晋六朝青瓷所特有的器形，这种上塑下罐的器形具有特定的意义，是用来随葬的冥器。最值得一提的那件魂瓶藏在故宫，它在形制上与别的同期作品没有不同，但特殊的是，在同样乱哄哄一堆亭台楼阁猪狗鸟人之外，还明明白白地竖了一小块碑，下面有捏塑的龟趺驮着，上书“永安三年时，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亿万岁未见央”（洋同祥）。这是当时人们对生命延续的企盼、对祥和生活的愿望，情真意切。弹指间，生死轮回千百年，活在今天的人们，探求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是否有了新的认识？是否还在执迷不悟？最逗的是，在黄健的魂瓶上还经常出现螺栓、螺帽这样典型的工业文明符号。不知这是不是为现代阴间的人们陪送的生活用品，就像先人装到魂瓶里的稻谷；再或者，想把我们当成螺丝钉，硬拧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魂瓶上。也未可知。
黄健是江西人，景德镇的青瓷是必然的选择，这也是一种缘分吧。黄健的这些个“系列”，说了半天，原本就是一滩泥，烧成青瓷，才有了风度。青瓷这玩意儿，在中国几千年的有釉陶瓷史中，最为诡秘。它是瓷器之始，始自南方，历史最长，种类繁多。青瓷之妙，远不止“千峰翠色”、“雨过天晴”这么表面。我觉得较为贴切的一种称呼应是“秘色瓷”。其妙神秘，秘不可测，既有精神也有物质。一方面，精神上“贵无”——青瓷釉色清奇空灵、素淡澄明，应了那几句广为流传的禅宗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另一方面，青瓷是物质上的土木水火，在“还原焰” 的气氛中烧成，回归原本，与天相合，天从人愿，天造地设，妙不可言。经过这洋的美学筛选之后，在陶艺的艺术语境里，是否顺依材料之本实，成为关键环节。西晋左思曰：“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卷四《三都赋》）。东西好也得用的是地方。可以想象，如果把黄健的这几个“系列”，置换成别样的材质釉色，肯定会大失风度。
渗透在作品里的风度，体现了黄健的心理与行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从不急赤白脸。这些年来黄健一直在教舞台美术设计，自己画些画，也从没间断搞陶艺。他似乎在逃避职业化，以陶艺为“馀事”，保持游心自赏的文人风度。这一时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再集中趋同，各种个性化的风度现象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各人有各人的风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视各自条件而定。当年嵇康不同意世人对“好学”的看法，他的论调是：要是终日管什么都不用干还能吃饱喝足旅游泡吧听乐看戏，那肯定没人“好学”，在内心深处，人人都喜欢游手好闲，所以那些“好学”的，要么出于习惯、要么迫不得已（《难自然好学论》）。且不说这话对错与否，他有自己的见解就可贵。大概黄健制陶并非为生活所迫，他的创作态度率真自然，想做什么就随便作了，从容坦然，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