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审阅邵晓峰教授的论文《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的治学之道》（《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文/邵晓峰（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负责人、教授、博导）
感言
这是我的一篇旧文，刊发于《民族艺术》（CSSCI源刊）2013年第3期，并请饶宗颐先生进行过审阅（图1）。这一难得的机缘源于2012年8月29日-2013年8月28日我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做访问学者。来到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第一天，饶宗颐先生欣然题词赠我：“研讨精微，能集中在敦煌壁画展开新局，令人钦佩！壬辰选堂。”一代大师的热忱关爱给予我巨大鼓励，使我激情满怀，珍惜在港的分分秒秒，力争圆满完成研究计划。访学的一年中，我深受饶先生教诲，在学术与艺术上不断精进。我在饶宗颐学术馆的工作室四周挂的全是先生的书画，工作室旁边则是先生捐给香港大学的藏书，这样的学术环境得天独厚。
特别有幸的是，几年内，饶先生先后为我的三本专著题写了书名,它们是《中国泼彩山水画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2016年第2版）、《敦煌壁画与中国家具的千年之变》（饶宗颐先生创立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书第一辑第一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4年第1版）、《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上、下卷）》（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1版）。2016年，饶宗颐先生还为我撰写了一份求职推荐信。
我与先生的忘年缘分，先生对我的扶助之恩，实在难以言表。
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先生大道归山，寰宇震动。为感怀先生，我特将这篇近13000字的文章略做删减，以便于读者阅读与传播，更好地弘扬先生“中流自在心”的治学精神。
饶宗颐先生之精神永存！
一、公众视线中的饶宗颐先生
现已97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是一位白发白眉、面容清朗、相貌慈祥的长者，如今的他有太多的荣誉与光环，已然成为公众眼中的“学术巨星”。譬如，早在1962年，他就凭借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在国际学术界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特赏”，成为继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1963年成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永久会员；1974年成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80年成为欧洲最古老的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8年获颁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以及“当代国学大师”荣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由董建华特首亲自颁授；2000年获国家文物局颁发“敦煌文物保证研究特殊贡献奖”；2011年7月17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这颗小行星是紫金山天文台于1978年10月30日发现的；2011年，被推选为有“中国第一社”之称的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同年12月，荣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颁亚洲首位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荣衔。饶宗颐先生先是与钱钟书先生被并称为“北钱南饶”，钱先生去世以后，又与季羡林先生被并称“北季南饶”。公众视线中的饶宗颐先生似乎已非凡人。
二、饶宗颐先生的治学历程
再多的社会荣誉、头衔与地位也离不开具体的治学历程与辛勤的学术耕耘。饶先生曾自己将其学术历程分为三段：第一时期是续编《潮州艺文志》起至1949年迁居香港；第二时期是从1952年在香港大学任教至197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第三时期是在退休以后仍在国内外各研究机构任职，以及继续开展的学术研究。我也围绕这三个分期来简述他的学术历程。
（一）第一时期
饶宗颐先生1917年8月9日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南社社员，著作甚富，42岁时因编写《潮州艺文志》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这一年饶宗颐17岁，幼承家学的他继承父志，不但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而且继续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潮州艺文志》，后刊于《岭南学报专号》，以此知名。
1938-1939年，饶先生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饶先生拟绕道香港入滇，不料抱病留港。当时香港集中了各界名流，著名学者王云五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辑，叶恭绰也邀他加盟《全清词钞》的编簒，这样使他阅读到当时一流藏书家的各类珍本，使其对国学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并受到顾颉刚的青睐而为其《古史辨》撰写第八册《古地辨》和史书《新莽史》。
1940年，饶先生完成其成名作《楚辞地名考》，童书业先生为之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
1946年，《楚辞地理考》出版。
1949年，移居香港，出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海南岛之石器》。
（二）第二时期
1952-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
1955年，赴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学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人间词话〉平议》。
1956年，出席巴黎国际汉学会，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戴密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饶宗颐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气。出版《楚辞书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
1959年，出版《九龙与宋季史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下册）。《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乃饶宗颐先生以20年心力，利用出土的甲骨资料，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殷商时代贞卜人物的专著。是书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此著作出版后，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共有13国文字书评予以介绍。
1962年，《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莲特赏”。
1963年，印度驻港领事馆一等秘书白春晖慕名与饶宗颐结交。二人交情甚笃，互相切磋学问，饶先生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先生梵文。是年，饶宗颐跟随白春晖之父学习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倶吠陀》经等。饶先生后来从事东方学研究，其梵学知识便植根于此，而其中的“悉昙学”更是独继绝学，成就过人。这一期间，他发现刘熙《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南山诗》深受马鸣《佛所姓赞》的影响。
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游历星洲、马六甲槟城等地，搜集华文碑刻，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
1970-1971年，出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与法国戴密微教授合著的《敦煌曲》，以中、法两种文字在巴黎刊行。
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6年，在巴黎从博特罗习楔形文字及西亚文献，首次译出《西亚开辟史诗》。
（三）第三时期
1978-1993年是饶宗颐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相继出版《敦煌白画》、《选堂诗词集》、《选堂集林·史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与曾宪通合作）、《虚白斋书画录》（日本东京二玄社）、《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至1986年出齐）、《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与曾宪通合作）、《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敦煌琵琶谱》、《敦煌琵琶谱论文集》、《梵学集》、《法藏敦煌书苑精华》、《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新加坡古事记》、《甲骨文通检》（二）等著作。
198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获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1988年，建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
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1990至2009年，共11册）。
1995年，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创办《华学》大型学术刊物，由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到第10期；与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合作创办和主编大型学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主编《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第1至8种，1995至2004年）。
1996年，韩国学者孙睿彻先生将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翻译成韩文出版。
1998年，出版《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2003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建成；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册。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在大陆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2012年，饶宗颐文化馆在香港落成；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亚洲首位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荣衔。
三、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特色
季羡林先生曾指出：“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微，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从他的学术著作中学习的。”鉴于饶先生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将其学术特色简明地概括为如下“四性”：
（一）空间的立体性
饶宗颐先生自己曾说，是其父饶锷给他打开的学术天空，帮他建立的这个基础，那就是无科不修，即文、史、哲贯通，而且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这种学术空间的立体性与贯通性，是其研究学问的基础，而且在他16岁之前就已经打下了，他在后来的前行就是把当时奠立的格局不断扩大、挖深。譬如，饶先生在谈到他的敦煌学研究时曾说：“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某一历史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们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也可以管窥饶先生学术研究的立体性空间所在。这一文集分为十四卷，全书近1200万字，10372页。先生学问之广博与浩瀚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种学术空间的立体性与贯通性，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部主任郑炜明博士曾提出，可以从饶宗颐先生的研究方法中的五项特点中窥豹一斑，当中必须留意这些特点往往是互济的。第一，先生经常利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数据，特别是新出土的文物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即使是国外的考古出土资料，只要是可资不同文明之间的同一范畴的对比或作比较硏究的，或与课题有所关涉的，便会加以参考。第二，先生对中国文化内各个学术领域的古籍、古文献和传统资料十分熟识。第三，先生有着坚实的文字学、训诂学等知识，能做到诠释章句和义理时相对准确。第四，先生能利用域内外古代语言与文化的知识，善于对比或比较研究各个学术领域在汉语族以外的，又或是域外的古籍和古文献资料，从而做到跨语文、跨民族和跨地域、跨国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五，先生经常在某一个单一课题的研究中，出入文、史、哲、艺、宗教、礼俗、民族、文明的交流和发展等领域，作跨学科、跨文明的文化史探索。
不少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及陈寅恪相比，正是因为在世人心目中，这三位大学者在治学上都是既博又专，走出了前人未及的道路。
（二）视野的国际性
饶先生通晓中文及闽、粤等多种方言和英、法、日、德、印度六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因此，其学术视野的国际性使得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
饶先生长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是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联系的桥梁式人物。他在早年就受到法国汉学界领袖人物戴密微的格外推重。1962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特赏”；1983年，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及永久会员；1965-1966年，任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员；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0-1971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4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1979年，任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被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89年，讲学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任法国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
1942年，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一书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饶先生早年的治学即已打破南学、北学的疆界，后来的学术步履也遍及东海、西海。近年，他更主张在古史研究中加入异邦古史资料，以成为“古史五重证据法”，即包括间接证据（异邦古史资料、民族学资料）、直接证据（文献、实物（考古学资料)），文献又包含经典材料、甲骨金文材料。
季羡林教授在论及饶先生学术研究中涉及的“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时说:“我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季先生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以佛家“预流果”比喻跟上时代学术潮流的胜意，盛赞“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
（三）内容的首创性
饶先生的治学特色还在于善于在研究内容上不断开拓，能对一些在学术史上长期处于空白的课题率先展开研究，从中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学术上显示出一种积极的首创性。譬如，他是第一位编著词学目录和《楚辞书录》的学者；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的第一人；率先研究敦煌白画；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是首位将《盘古图》的年代推到东汉的学者；是首位翻译、介绍、研究《近东开辟史诗》的中国学者；率先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率先研究楚画、楚帛书；首次辑《全明词》；首次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开海外金石学研究之先河；在东京出版《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为国际敦煌学事业的首创；率先以半坡等地陶符与中近东图形符号比较；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是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下面以其代表作《敦煌白画》、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为例阐释。
饶先生对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将这部伦敦所藏关于早期天师道思想的秘籍作出校注,公布于世,还在理论上对此书作了总结，“（1）《想尔注》成于系师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陵；（2）《想尔注》前应有九戒；（3）《想尔》书，经文之后记五千字数；（4）《想尔》为五千文本，与系师张镇南本相同；（5）《想尔》与《大存思图》相辅为用；（6）《想尔注》及《戒》，为高玄法师所受。”由于《想尔》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其研究对国际道教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譬如，当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于1956年初版后，引发了当年的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该书被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道教史研究班列为教材，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即以此书教授诸生，以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1967年，日本道教史家大渊忍尔在《冈山史学》十九号上相应发表了《老子想尔注的成立》。陈世骧先生、杨联升先生、严灵峰和陈文画先生等著名中国学者对《老子想尔注校笺》也十分关注并进行了讨论，饶先生因此成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的第一人。
饶先生于1978年出版的《敦煌白画》充分显示出其可贵的学术首创性。1964年，饶先生远道至巴黎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即匠心独具地留意到这些写卷中的绘画资料的珍惜价值。因此先生即向当时的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教授提出了两项研究工作，其中之一是敦煌画稿的硏究。20世纪60年代末，先生撰写了《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2682，S·6261）》一文，考述了法藏和英藏的两本写卷中的书画作品。之后，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重要材料辑出，结合保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系的罗寄梅所拍摄的敦煌壁画的照片，结合画史，经系统研究，对白画源流与敦煌画风，白画的作用、种类与题材，敦煌卷轴中的白画，进行了详细研究，还探索了敦煌壁画中的十余种技法。《敦煌白画》撰成后由戴密微教授安排翻译成法文，由法国远东学院于1978年以中法两种文字出版，其中汉文版的数万字皆由饶先生于1972年以清健的小楷亲书而成，赏心悦目。
先生在《敦煌白画》的开篇中写道：“敦煌画之发现，可为中国中古画史填补空白。斯坦因、伯希和取去之画幡卷轴，无非绘画资料之环宝也。惟是敦煌僻在西陲，其画唐人罕见评骘。自莫高窟发现以来敦煌画遂为人所乐称道，探讨者日众。蔚为一时之显学。”指出了敦煌画在中国美术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传统壁画的创作中，白画是经营轮廓及线条表现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壁画创作中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而且，饶先生在《敦煌白画》中进一步总结了敦煌画对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贡献，“敦煌石窟壁画之特色榷而论之，计有数端:（一）图画与图案之不分；(二）白画与彩绘之间插；（三）画样与雕刻塑像之合一：（四）没骨与色晕凹凸之混用。以上四事为宋以前绘画之特殊传统。”这一前人未曾研究过的敦煌学题目，经饶先生首创性地加以研究，成为中国绘画史中关于唐代人物画画稿的第一部专著，其研究意义是深远的。
（四）学艺的双携性
在中国现代的大学者中，饶先生还彰显出一大特色，即他一向主张“学艺双携”。在艺术史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饶先生认为：“今天似乎是一个学、艺隔阂的时代，自专门之学兴，学术与艺术分家了。”但是先生以自己的艺术史研究实践力图改变这种学术与艺术“不相揣手的局面”。饶先生在治学之余坚持丹青不辍，他一向主张，一方面，艺术史研究任务的要求是须建立在考辨源流等厚重的人文科学研究基础之上；而另一方面，要想探索绘画史中某种画法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需要对这种画法进行实践和体验。这样一来，学术和艺术，互相推动，皆有增促进。例如，饶先生著作《敦煌白画》所取得的学术业绩与他在白描上的杰出能力是密不可分的；饶先生后来在白描画上所取得的艺术造诣又是与他长期对白画的学术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1929年，饶先生就从金陵杨栻先生习书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饶先生喜欢东坡诗，习苏字、米字,但更喜学黄庭坚,因为山谷将字法带入兵家，写字如用兵。他对敦煌书法也有专攻,曾选取海外所藏敦煌经卷精粹编为《敦煌书法丛刊》29册。对于甲骨、金文、简帛、碑碣等,他也能摄取其意。总之，对于前人法书，他总是保持着积极的观察力及转化力,善于在古人笔意之上进行发展，又能保持鲜明的自我面目。
当年的杨栻先生家富藏任伯年绘画，饶先生得以时常临写，且每每皆为抵壁挥毫，故饶先生80岁后仍能纵笔作巨制。由于他在早年就练就了坚实的功力，并打下了白描画的基础，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自成一格，后来也在牧溪、梁楷的减笔人物画上下过很大工夫。饶先生也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70岁前后,饶宗颐画风转变,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都突破古人的规范,纵笔自如,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现今96高龄,创作力依然惊人,在敦煌风格的绘画上,发展出一种使用其独特苍劲老辣的笔势绘写敦煌壁画的画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韵直追北魏、隋、唐,为敦煌绘画开了一个新的路向，被称为山水画的“西北宗”。先生目前已经出版书画集近50种，先后举办了一系列艺术创作展览。对于自己的书画，饶先生有着清晰的学术见解，曾说：“我觉得中国的书法及绘画都是不断的推进，不断有新的东西加进去。我觉得单是继承古人的成法，只能说是中国艺术长流的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对书画艺术有自己新的见解、新的路向。所以我虽然现在到了这一个年纪,但我依然不断思考及不断试验着新的书画技法，及追求新的书画意境。所以我提出了山水画西北宗的说法，这是因为我觉得传统的山水技法，不论是所谓南宗的或北宗的，其实都很难表现西北地区山水的特色，所以我希望能够创出新的笔墨技法，来表达这一个地区的特有风情。又像我写荷花，我有时使用钩金、泼金、泼彩，甚至用金银色彩混杂在水墨中来表达我心中的荷花。我尝试用山水画的宏大结构，甚至干湿浓淡不同的线条来写荷花，就是希望能够打破成法，但又不违“物理”地去写这种花中君子。我相信中国绘画的发展是一定长流不息的，是一定推陈出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绘画者应该有陶铸古今的魄力。”
学术、艺术本为互通，饶先生在二者上的贯通，并以大量的业绩证明了学艺互携的重要性。饶先生长期以来在艺术实践上的滋养，增添了其学术研究中超然豁达的圆融之气；他的学养与性情也圆通无碍地溶于其书画之中，使其成为当代堪称典范的文人书家、文人画家。
饶先生曾自撰《选堂八十回顾展小引》有云：“陈寅恪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余则喜为不古不今之画。此‘不古不今’四字，实出东坡称许宋子房之山水，谓其能稍出新意也。”以饶先生山水画为例，他凭借着深厚的学养以及不凡的见识，在这条艺术之路上，创立了前人未曾有过的风貌，不古不今，颇具新意。
四、余论
饶宗颐先生的学、艺之路深刻影响了一批优秀学者，譬如，钱仲联先生在探讨饶先生学术与诗词艺术的关系时不无感慨地说：“学与诗合，随所触发，莫非灵境，而又锻思冥茫，径路绝而风云通。选堂于此，掉臂游行，得大自在。”能得“大自在”，是饶先生的求索历程臻于化境的表现。
“万古不磨义，中流自在心”是饶先生喜欢书写的内容，这是他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有一次在海上吟出来的。“不磨”，意为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即立德，立功，立名，因此先要培育修养；“中流自在心”，是指如同人在船上，虽然船漂来漂去，但是我有我的自在。自在是佛教说法，如观世音菩萨的大自在，等于是他的符号。我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访学的一年里，与饶先生交流过许多次，并长期身处学术馆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中。现在越发感到饶先生所说的“中流自在心”体现在治学上，就是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艺术，均要强调独立精神，饶宗颐先生正是以自己的人生轨迹、治学所得向世人形象生动地表述了他的“中流自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