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愤怒还是无聊》吉尔伯特和乔治在伦敦家中
74岁的吉尔伯特，意大利口音还是那么重：“我们认为其他艺术家是毫无意义的”。吉尔伯特在多洛米蒂山的一个小村庄长大，后又在欧洲各地的艺术学院就读。1967年秋他在伦敦遇到了乔治，当时他们都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雕塑。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吉尔伯特继续说，“我们对这样的艺术非常失望。我们想要一种展现在脸上的“激进”艺术。我们把它称作言论自由，为自己发声。”
乔治生于英国德文郡，文雅的腔调以及穿着的西装都很符合这一组合的老式风格。他说,“我认为我们深受广大公众爱戴和敬仰。”
对于他们的优秀作品来说，“激进”一词用得很到位。无论是执意让他们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举行回顾展的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还是使用“中产阶级化”一词的任何人，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是如此。笔者不经意间提到伦敦东区附近中产阶级化猖獗，这倒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
乔治说：“我们非常反对这个词，觉得这是阶级、性别歧视，因为你从来不会说女性化。”吉尔伯特：“犹太化。”乔治：“黑人化、孟加拉化等等。”
早在1981年，他们告诉作家戈登·波恩，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生命力。但吉尔伯特和乔治具有争议的这面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尤其是自2007年他们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出展之后。
这对组合现在已经成为国宝级人物，今年秋天举办的50周年纪念日就已证实了这点。一位BBC记者在参加他们早期作品展览时，非常欣赏他们温和绅士的一面。他们1970年的成名作《唱歌的雕塑》广受赞誉。在这部作品中，他们的脸上涂满了金属粉末，跟着老唱片唱着《拱门之下》。
《唱歌的雕塑》
但他们真的这么受人敬仰吗？他们会成为如此优秀的艺术家吗？这番关于“激进”的谈话恰是他们50年来创作的核心。《唱歌的雕塑》传达出的“一切即艺术”这一新理念迅速流行开来。直到今天，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活体雕塑”。
70年代后，他们开始制作大量的图片，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他们在伦敦街头的照片进行合成剪辑，创作出具有戏剧色彩的时代肖像作品。这些历史性的作品，是最能唤起现代英国价值观、道德观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他们最新的作品《胡子》就讽刺了宗教、政治等诸多方面。
《胡子干杯》（Beardtoast）
秉持怀疑的态度不但没有破坏他们的作品，反而增色不少。有时候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怀疑，才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创作出更加真实、更富感染力的作品。波恩之所以问他们有关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当时谈到《四骑士》、《爱国者》这些作品，他们创作的人物都是光头党，这不仅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更多的是那份对于民族主义的热忱。
当我问到这些作品时，乔治说：“世界曾经有光头党，现在也有光头党。”一语道出了他们艺术的本真－源于生活：夸大扭曲的古怪形象，多彩的日常照片，有玩具士兵、奖牌、铁丝网。在小花园里，他们还展示了一盆在当地采集的亮绿色地衣。他们会近距离地拍照，将其融入作品。在最近创作的《胡子》中，他们用树叶做胡须。
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一样（尽管他们认为他太注重商业化），他们用直率的性情记录着周围的世界。如果说沃霍尔是一面消极反映时代的镜子，那吉尔伯特和乔治更像是英国疯狂游乐场的镜子大厅，镜中的怪诞暗含了令人不安的真理。今天，《爱国者》和《四骑士》不像是高歌光头党，更不用说种族主义权利了。它们看上去更像一个分裂、无助的英国。
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充斥着愤怒，比如，1977年的《贱人渣》（Cunt Scum），这几个字出现在他们拍摄的涂鸦中，里面还有拥挤的人群、一名警察和一群坐在路边无家可归的人。好像是有场叛乱即将爆发。事后看来，他们似乎真实地反映了朋克年代的动荡不安。还有一部作品甚至发问：“是愤怒还是无聊？”
《贱人渣》
他们真的被朋克吸引吗？不，他们说，去俱乐部只是为了充实夜生活。英国朋克之父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倒是他们的粉丝，深受歌颂自我毁灭的《醉酒雕塑》的影响。
实际上，他们对历史很着迷。吉尔伯特自豪地说，乔治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阅读19世纪的文学作品。乔治还向笔者展示了最近正在读的沃尔特·司各特写的小说。“想了解历史，读小说比读史书好。”他说，作家的艺术在于收集奇特狂野的图像，把它们合成一部巨大的恐怖小说，而作家本身就是其中的英雄或反英雄。
阅读造就了乔治的性情。从1979年起，他们就没有去过电影院，但最近却在西区看了一部音乐剧《半个六便士》。乔治说：“主演是查理·斯丹普，非常了不起的演员。我们甚至在后台等着见他一面。”他们打算在新年伊始去看他主演的另一部音乐剧《迪克·惠廷顿》。他们认为这部剧正是他们的写照：在伦敦白手起家。
这种在逆境中苦苦挣扎、屹立不倒的精神也许就是他们艺术创作和共同生活的关键。由于反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他们曾一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们使劲拍打我们家的门，因为我们不信教，”吉尔伯特拖长了声音，几乎像在诵经。“那些穆斯林，”他解释道，“大概10年前。”
“街上所有不是穆斯林家的房门都被踢过，”乔治补充说。“他们曾经说‘滚开这里，这是个神圣的地方’。”
这样的暴力故事不止一个。他们刚搬到东区，伦敦佬都叫他们“假鸳鸯、鸡公对”，还会“把茶泼到他们脸上”。
但是，他们说，这倒是帮了他们一把。他们必须为自己而战，现在他们依然在为自己而战。团结一致和批评家、虐待者、充满敌意的邻居抗争，这倒让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毕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夫妻都离婚了。“这是放纵的一代，”乔治说，“大家差不多每年换一次伴侣。”
谈到一部关于他们的歌剧《了无遮掩之歌》，他们非常激动。这部歌剧最近在阿姆斯特丹首映，再现了1996年他们和提奥·梵高的电视访谈。提奥·梵高是颇具争议的电影制片人，后来遇刺身亡。“这是在我们家的门被踢之前。”梵高怒喝，你们不知道他们反对同性恋吗？“我们当时说，‘当然知道，但他们仍然那么做。’”
这就是吉尔伯特和乔治：淌过枪林弹雨，依旧纤尘不染。
（文章来源：The Guardian 作者：Jonathan Jones 编译：周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