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ing Padi 安装视图，2022 年 6 月 14 日，卡塞尔 Hallenbad Ost。照片：Frank Sperling（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官网）

导读：

随着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资讯在国内的传播，社会参与式艺术这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渐渐为国内艺术界所熟知，相比传统精英化、白盒子空间式的当代艺术，社会参与式艺术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和社会参与感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讨论与争议。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陈晓阳不仅在去年主持过相关东南亚的参与式艺术展览，同时也策划发起过多个在地实践项目，在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跨领域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学术理论积淀。近日，艺术中国记者对陈晓阳进行了专访，陈晓阳解读分享了卡塞尔文献展和东南亚社会参与式艺术的部分作品，同时也对社会参与式艺术与乡建、社区营造等其他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并回应了在地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和可能的方法路径。

   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人会将乡建、社区营造与参与式艺术这些概念混淆起来，如何界定和厘清这些概念？

陈晓阳：虽然这几个概念的实践场域可能有一定的交集，但是其各自的实践起因、参与者、受益者和工作目标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其中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悠久，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绵延百年至今。早期不乏重要的学者、实业家和政府管理者参与，以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俞庆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乡村建设者开始在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在战前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团队和机构达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达1000多处。他们有些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有些从新儒学角度在反传统的思考中开始实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试验区第一次农品展览会颁奖合影（1931年）（图片来源：搜狐）

比如梁漱溟在1928年前往广东开始思考乡村治理问题，辗转多地后于1930年在河南进行村治试验，后转到山东邹平继续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延续到1937年战前才被迫结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既留下丰厚的遗产，也留下很多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的乡建实践可以视为这一运动的持续回响和继续发展，依然还有很多做农村研究的学者、乡村发展振兴的研究机构及很多公益组织在扎根乡村，从生态、农业、生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进行建设实践。其实艺术家参与的乡建项目在其中是比较少的部分，但是因为艺术的视觉表现力和传播力比较强，在公共媒体中看到的多一些。

上海大鱼社区营造（图片来源：搜狐）

社区营造的概念史比实践史更久远一些，与19世纪末工业化社会成型有密切关联，“社区（community）”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提取出来，并从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延展到农业社区，社区营造通常针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从社会管理层面提出的应对方案。中国国内的社区营造项目受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案例影响更多，主要因为同处东亚拥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和稻作传统的农耕社会历史，很多工作方法比较容易借鉴和吸收。日本社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工业化社会转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全面进入城镇化建设，社区营造运动也就在这些时期陆续出现。社区营造通常由政府管理部门提出需求，由专业的规划或研究实践机构推进，需要更多管理和执行系统支持，很难以自由的个体项目介入，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其目标指向建设更良性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艺术参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可以从上世纪初的欧洲现代艺术运动开始回溯，英国也有名为社区艺术的项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进行实验，但是真正以社会参与式艺术为一种当代艺术形式进行广泛实践，还是在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规则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些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团体和个人在进行实践时，因为需要更多策划和协作，很难避免要向NGO和社工组织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其开放的集体创作方式常常会减弱其艺术的主体性和创新性特征，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社会参与式艺术针对社会议题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依然要回应艺术发展提出的本体性与形式问题，才能保全其作为艺术工作的不可代替性。

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官网）

艺术中国：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首次采用一个集体策展方式，文献展也呈现了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项目，中国也有团队的作品展示，您对此有怎样的评论？

陈晓阳：从2019年初确定邀请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来策划展览开始，我一直留意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所带来的信息和讨论。但是因为疫情限制不能去到现场观看，从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部分信息中，只能简单说一下基本看法。从目前的展览状况和反馈而言，我觉得未来在讨论展览史时，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可能会反复被提及，虽然并不一定全是乐观的评价，而是一些更为复杂的讨论。

因为这届展览的工作方法中涉及到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是ruangrupa小组的集体策展方式，以一种刻意的去中心化和去欧洲化的工作方法，的确呈现出一种国际艺术界并不熟悉的亚洲式集体协商机制。他们通过超越空间建构的“谷仓（lumbung)”概念所强调的集体智慧、共享、互助、平等、弹性的描述，在东西方的历史及文化语境里，其边界和内涵未必完全吻合，会有一些交错和彼此误读的部分，当然这与他们强调展览的混沌性与生长性并不矛盾，还是能自圆其说并可以有效执行的策展方法。

文献展的大型壁画横幅被认为包含反犹太主义图像（图片来源：derstandard.at）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非西方中心的策展思路，以及艺术家们在世界上不同区域通过艺术实践进行社会问题反思时，会被裹挟进并未完全厘清和解决的东西方文化竞争及去殖民化历史叙述中，这种风险已经从文献展过程中出现涉及反犹主义问题的作品争议显现出来，因为对于不同区域的去殖民化进程所涉及的文化心态和历史遗留问题是有显著不同的，殖民、被殖民与去殖民也不是一些边界光滑的历史概念，其中彼此浸润侵蚀的复杂性，在如此多向度的艺术项目表达中会被反复缠绕起来，很难理出头绪；还有一个艺术理论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不断被打开的当代艺术是否还需要对艺术本体进行再定义及确定边界？很多艺术家带来的项目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更像是持续不断的专题工作坊，加上很多发生在日常生活空间的对话与体验活动，让这些概念和定义的边界就更加模糊，那么这种有机性和可持续性也对未来的艺术还可以为社会提供何种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提出了挑战。

曹明浩和陈建军的作品：摆渡船上的博物馆（图片来源：搜狐）

几位参加这届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中，我相对熟悉的是曹明浩和陈建军的项目，我们一直也是很好的朋友。从他们很多年前的工作中，我了解一些他们创作的初衷和思考的起点。自2016年开始，他们的工作聚焦于与区域水系相关的生态及社会议题，选择和学术社团、专家学者、社工组织及社区成员讨论与协作，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调研和互动，深入了解相关社群内部对这些议题的真正看法，并借此进入社群中进行直接对话，再以擅长的记录和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尤其擅长在展览过程中搭建相关问题的延展对话平台，这些对话既是与展览相关的公共工作坊，甚至也是作品本身，这就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在地性和参与性特征。同时两位艺术家很在意最终问题呈现时的视觉呈现和互动媒介的形式语言，这让他们的作品同时具备很完整的可观看性和有效的图像叙事，并能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中持续生成阶段性作品，也因为他们选取的在地现成品素材非常准确，同时对展场塑造尽量节制，使他们成为在近年重要的国际展览中经常能见到的中国艺术家。

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艺术中国：您在去年年底策划过《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第三个项目“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展览中涉及了大量东南亚参与式艺术创作实践，对于这次展览情况请您简单介绍下，并介绍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晓阳：我对东南亚的关注从华南研究延展开的，但是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前往当地考察，因此在2021年底，在我工作的广美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研究性项目“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邀请了两位在这个领域已有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年轻策展人及学者来策划。沿着两位策展人不同的工作路径，这个着眼于东南亚社会的参与式艺术项目展示也顺势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广美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思培博士带来的“穿针引线”和曾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工作的策展人潘思明的“联谊——作为关系生产的空间实践”。她们一共带来七个子专题的项目，其中涉及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的二十多个团体、几十位艺术家与研究者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记录，还包括一些在区域艺术史研究中发现的跨文化对话材料。“穿针引线”以分享艺术家研究过程及田野材料、委任创作艺术家书、策划东南亚实践小组与华南本地小组进行项目合作等方式处理相关区域参与式艺术实践中的历史和问题意识。“联谊”项目则从更多空间和团体实践入手，带来很多实践过程中累积的视觉化作品和开放性讨论。在展览和工作坊讨论中，给观众和我们留下印象并有启发的项目很多，在这里我介绍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项目。

Pangrok Sulap成员(图片来源：s1gnal.org)

一个是在陆思培策划的“穿针引线”版块中“庞克摇滚社（Pangrok Sulap）”项目。这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艺术家、音乐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体，其使命是通过艺术赋权农村社区和边缘人群。“Pangrok”是“朋克摇滚”的当地发音，而“Sulap”通常用来指婆罗洲沙巴州农民所使用的小屋或休息之所。自2013年以来，通过创作大幅作品参加各类展览以及用手工制作的文创产品作为传播项目理念的媒介，尤其是大型合作式的木刻版画项目，已成为该艺术小组传播工作理念和公共议题的主要方法。该小组是“DIY”概念的提倡者，因此他们的口号是“Jangan Beli, Bikin Sendiri(不要购买，自己动手）”。

“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与“木刻波流”“提那亚斯基奥耶普村” 2018至今装置、文献及木刻版画工作坊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Pangrok Sulap的艺术家在创作（图片来源：Pangrok Sulap）

他们的作品通常专注于讲述婆罗洲的农村地区几近消失的森林、动植物和人类生活方式，通过捕捉人类交往中无忧无虑的时刻，探索隐性的环境剥削等社会议题。其作品创作多由小组成员与社区成员共同合作，收集在地社区的历史、地方性知识与生产生活经验等故事，并通过版画创作来描述表现这些故事内容形成合作作品。他们还将版画印制的过程“发明”为一种新的社区仪式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小组成员中的音乐家会演奏原创的当代民间音乐，同时邀请所有参与者在木刻版及上面覆盖的印刷介质（通常是大幅的布）上转圈跳舞，表演沙巴州传统“苏马祖（Sumazau）”民间舞蹈，起舞者通过自身的体重将木刻版画的油墨转印到印成品上，然后在参与者的注视下共同揭开作品。这些活动为当地的社区创造了更多社区相聚与团结的时刻，为居民创造机会从不同角度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他们通常会留下一些作品在当地，让社区居民拥有反复讲述故事的素材并产生更深远的社区影响。

另一个项目是泰国艺术家双人组Jiandyin带来的“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 Culture）”，这是两位艺术家Jiradej and Pornpilai MEEMALAI朋琵莱·明玛莱&纪拉德·明玛莱在2011年创立的一项非营利性艺术家计划，项目地点位于泰国中部的叻丕府，为农夫(Nongpo)社区和全球网络开展跨学科艺术项目。班格诺（baannoorg)在泰语里原本是乡村、乡下的意思。项目中设有Day Off Laboratory, NPKD，社区实验室等多个与本地社区共同工作的项目。Jiandyin年轻时外出求学，成为有成就的独立艺术家后回到故乡村落，自2002年开始通过合作和社会参与来实现在地的艺术研究工作，其中涉及比较广泛的学科和媒介。Jiandyin对创造空间与平台或情境感兴趣，以此分析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在地区空间的背景和历史。他们有很丰富的国际驻地经验，加上对故乡社区的情感联系，可以扎根到社区中，这种落地生根的努力，让他们在社区建设和社群运营时，具更备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班诺格合作艺术与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 Culture）  “乡村是未来是现在—365天：生活缪斯”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策展人潘思明与艺术家们商量选择了班格诺众多实践中名为“乡村是未来是现在——365天：生活缪斯”的项目带到广州现场。我们在展场中会看到该项目通过公开招募，邀请到一对工作生活在农夫社区的缅甸籍工人夫妇周苏和苏默（Chaw Su & Kyaw Moe）参与，这对夫妇也因此可以免费在该项目的住所居住一年。2015-2016年间，在超过365天的时间里，有来自11个国家的22位艺术家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365天：生活缪斯”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以他们各自的背景和工作方法与所处关系网络中发生互动的机会，这些经验也对艺术家个人创作以及参与的缅甸工人生活状态产生影响。本次展览中希望重新呈现那一年的工作和进一步检视这些工作中具体的社会参与方法。

《365天：生活缪斯日历》2017  （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特别介绍一下，他们也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参展艺术家，他们的参展项目《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在“文件展厅（documenta Halle）”中展出。这次的项目由Baan Noorg和中国台湾的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及德国当地的威尔森滑板公园合作，从项目所在地菩泽村从以农业转变为畜牧业并延伸出的酪农产业，而产生的一系列饮食生态、历史、仪式、人类活动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等交织而成的问题展开。在《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中，艺术家试图将他們家乡的社会变迁史与现代的年轻人文化联系起來。在面对没有经济价值的奶牛逐渐走向终老时，Baan Noorg找到了与当地文化遗产中心的连接——以牛皮制成皮影戏偶。在泰國的历史中，人們就会将因怀孕死去的奶牛皮处理得干净平整，请工匠雕刻好后捐赠给佛寺，用来制作皮影戏中神话史诗里神祇的角色。

菩泽村的畜牧业（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以《罗摩衍那》为主题的泰国皮影戏（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于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文件展厅现场，2022（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泰国的皮影戏多半以印度婆罗门教史詩《罗摩衍那》为主題，“翻搅乳海”是史诗中所描述的创世故事之一，里面的其他內容也多与爱、情义、死亡相关。这些与生命相关的表演似乎也成为了为死去的奶牛所举办的仪式，来对比出不同文化下对于动物他者及自然资源循环的重視。滑板公园和协会的参与，则通过在文件展厅环绕皮影戏偶的空间中搭建一个u形滑板场并，绘制呼应主题的涂鸦，通过当地滑板社群在其中游戏时上下左右的滑动，来呼应上述由《罗摩衍那》中“翻搅乳海”的意象，让各种跨越历史与文化的事物在此交汇碰撞生。在展厅中建构出结合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对话的意象，也是开放给观众一起游戏、互相学习、交流与分享的场域。

《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不仅介绍来自泰国的事物与仪式，也是透过这件作品将相异事物链接在一起的舞台。（图片来源：Baan Noorg的facebook）

艺术中国：近年来，中国参与式艺术也渐趋活跃，尤其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的参与式艺术实践有怎样的特点？

陈晓阳：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是国内社会参与式艺术发展比较早的地区，项目实践方法比较多元化，发起者的身份也相对多元一些，这应该和广东拥有历史悠久的公民（市民）社会基础有关联，也与广东本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活动丰富有一定影响，公众的公益意识和社会基础比较好，很多人都有为公共问题发声的需求和经验，也可以说更有“公心”，更愿意推己及人关注“小我”之外的“大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艺术家也就自然会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中用艺术实践的方法参与社会讨论。

   参与式艺术的工作方法

艺术中国：参与式艺术项目中的艺术家如何与所关注群体实现一种比较平等的参与感？

陈晓阳：根据上一个问题的分析，也就可以理解参与式项目并不是去社会现场创造某种客观的群体平等，而是创造多一些对话和彼此了解的可能，同时群体间的绝对平等本身也不存在，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支持、彼此协助，不断调整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人性的需求已是美好的社会。

艺术中国：您非常强调在地实践的参与性，具体到您主导的广东“源美术馆”计划，您觉得项目实践中，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和当地村民这些不同群体会采取哪些参与交流的模式？

陈晓阳：可以分享的经验是预先告知和分享座谈。我们通常在对社区做了相应的前期调研后先做预判，评估项目可能展开的工作方向，并形成可视化方案，直接分享给社区居民看，根据他们的反馈询问是否欢迎我们进入，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就暂不开启，继续调整方案或选择其他社区。但是通常这样相对平等的坦诚对话，往往会获得有价值的反馈以优化方案并获得邀请。项目团队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也很重要，当然这样的工作方法效率并不高，在分工过程中不太容易把握好付出与收获的绝对平衡，能够在一个时段内动态平衡已是很好的状态。

田野中的座谈会与一旁嬉闹的村童（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村民们在讨论从城里展览后又回到村里美术馆的角柜（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艺术中国：您具有人类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您参与的项目都做过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艺术家在乡村调研有哪些不同？在您看来艺术家如何与人类学者更加深入合作，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

陈晓阳：人类学家因为受过专业的学科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训练，在观察社区类型和与当地居民交流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人类学的整体观和全因素的民族志视角也会帮助人类学家更准确地理解社区，并发现社区中的矛盾与问题出现的成因。艺术家的的观察与发现相对更偏向感觉层面，艺术家会更容易发现平凡的乡村社区中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和人与物的存在，对山川溪流、风花雪月、鸟叫蝉鸣更敏感，艺术家会从审美的角度提出对乡村问题的生动呈现或创造性开发的思路，对于大部分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如果人类学家、艺术家以及更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可以一同协作，肯定会对未来的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实践路径。

2019年12月源美术馆新馆现场（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类参与式项目的秘诀是“慢”不是快，在源美术馆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团队最有共识的工作方法是“慢慢来才比较快”，乡村社区的时间与我们业已习惯的城市化时间不同，那里更贴近自然和人觉得舒适的速度。最好是人类学家或者专业社工先进入社区做前期调研，对社区有整体理解和判断，慢慢建立彼此信任的社区关系，其他外来者再陆续进入，这会让项目少走些弯路，避免一些无意义的盲目工作。带着有社区针对性的问题意识进入，再展开建设性探索，艺术家的工作才会有的放矢，也更容易与村民建立合作关系，这种针对地方性知识及在地问题建构的工作及创作方法，才有可能最终传授给当地人掌握并流传开来，变成“他们”和“我们”的共同建设。

   在地艺术实践存在的部分问题

艺术中国：有些批评家认为目前参与式艺术有滑向社会伦理建构的倾向，失去了艺术的批判性和独立性，艺术和社会建构的边界该如何界定？

陈晓阳：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它的优势不是客观，而是动人，这个动人不是视觉和感官方面的动人，而是指艺术原本具有撼动人的内心不可言说的那些部分的力量。并且，以艺术来进行批判和反思社会问题有很多方法，直接地深刻地记录事实是一种方法，夸张反讽也是一种方法，参与到社会现场中的参与式工作中则是另一种。为什么社会参与式艺术不能只是通过工作室中创作的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而要去到社会现场做一些温和的建设性工作，是因为在这种创作实践中，创作的主体性被打开后，艺术家可能会与所批判现象的当事人合作，而且通常是其中弱势的那一方，那么艺术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局内人身份，这时通常也就很难再以一种局外人的上帝视角进行直接批判。同时在采取共同创作的方法后，必定需要顾及合作者的知识水平、认知习惯、风俗禁忌和心理需求等状况，其实在艺术界中通行的前卫语言确实很难使用于日常生活及社会现场，所以社会参与式艺术通常选择更平易、更成熟有效的语言，才可以与被表现群体在创作过程中进行协作，让作品的表达、欣赏及传播上获得更低的门槛和更大的空间，让更多观看者获得了解被批判问题的机会和深度，更容易将反思汇聚激发为某种改变的行动力量，从而改变了推动整个社会意识的改变，最终改善所批判社会问题的状况。不能因为社会参与式艺术没有贡献太多新的视觉或造型语言，就认为它不具备批判性和独立性，社会意识的真正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创造，尤其是这种改变是因艺术家的实践促动的，以不说教、非命令的方式就推动建构更人性化更以人为本的社会关系。

艺术中国：目前很多艺术乡建团队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纳入地方乡村振兴工作之后取得了很大进展，也有部分团队的原创性、探索性和与当地居民的连接感存在下滑的趋势，您对于艺术乡建未来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陈晓阳：目前还很难要求所有地方政府都有购买原创艺术项目的能力，有一些成熟的工作方法可以适当推广到问题相似的乡村社区，但是最好由上一级有一定行政权限和经费的部门设置针对当地乡村问题的研究与指导中心，聘用真正愿意关注乡村问题的研究者和艺术家参与，首先要对所管辖区域的发展问题进行类型化分析，以典型社区做原创性实验，方法成熟有效后进行在地推广。不做针对特定社区的问题分析，没有问题意识就开始乱建设，还不如不建设。

艺术中国：现在少数地方负责人和当地居民对艺术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艺术在当地达不到他们预想的（如文旅、文创）的目的，或艺术实践本身（如一些参与式艺术）不会带来明显的效果，就很难给与支持，对此您怎么看？

陈晓阳：如果当地的管理者和社区居民还没有真正的文化建设需求和远见的话，艺术家就不应该开启参与式项目，因为没有来自地方力量的支持，这些外来的艺术家工作即使做了也是无法落地生根的。

（受访人：陈晓阳 采访人：刘鹏飞 ）

陈晓阳

陈晓阳，人类学博士，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视觉人类学、华南研究及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作为跨领域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她的研究项目及作品多从被遮蔽的社群历史与现实展开，与志愿者组织、教育机构、博物馆和公益组织合作，通过研究、写作和在地展览等方法，持续展开关于华南区域的研究、传播与文化再造。近年工作重点转向以人类学、文化史及参与式发展的视角，探索新的美术馆实践与策展研究。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的相关策展及研究介绍文字，以及Baan Noorg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项目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