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献民 梁琰 

鹤岗，黑龙江东北部一个面积1.4万平方千米的地级市，是“东北的东北部”，作为曾经的“煤城”如今这里充满了后工业化的荒凉冷峻的气息。但这就是耿军导演最有情感温度的地方，他带着当地几代人的记忆和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家乡鹤岗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作品，如《烧烤》《青年》《锤子镰刀都休息》《轻松+愉快》等，影迷亲切地称耿军为创造了“鹤岗宇宙”的男人。

2022年1月14日，《东北虎》上映了，耿军再次用黑色幽默将大众带入了他的“鹤岗宇宙”。这部影片在去年斩获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奖——金爵奖，24年来仅有四部华语片拿到该奖。评委会评价《东北虎》“用象征性喜剧手法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向往。”

《东北虎》是耿军第一次进入内地商业院线的作品，除了一直和耿军拍摄的固定演员班底，还第一次启用了职业演员——章宇、马丽、郭月。影片讲述了一只狗，三个男人，两个女人之间，一个关于“复仇”的黑色幽默故事，呈现出中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徐东（章宇饰演）是一个铲车司机（兼职宿管老师），因妻子美玲（马丽饰演）即将生产，将爱犬托付给包工头马千里，没想到爱犬却被吃了，他因此开始为爱犬复仇。同时美玲发现徐东出轨，她挺着大肚子开始侦查小三，决意复仇。马千里是一个被拖欠工程款，因无力还钱而到处欠债“两头受气”的包工头，也是吃了徐东狗的人。还有一个精神病诗人，是徐东的朋友，陪着徐东一起复仇。

耿军说徐东在生活中是有真实原型的，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个朋友的狗被人吃了，他在大年初二坐车去为他的狗报仇。一个中年男人为一只狗去复仇，荒诞却现实，他写进了剧本，成为了这个故事的起点。东北虎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充满了象征隐喻，原本是猛兽的老虎却被困在动物园，偶尔漠然地看着人群，看不出原本凶猛的样子。他觉得东北虎与他的主人公很相似，都处于被困的状态，这些困境可能来自周围环境，可能来自生活遭遇。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东北虎，是独一无二且珍贵的，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每个人的内心也有凶猛的那一部分，也不想被生活这块巨大的抹布给擦去。”耿军说，“要试着勇敢一点，要挣扎着活成个人样儿。”因此影片在冷峻的风格下又不乏温暖的流露。 

《东北虎》中的诗意、城市记忆与情感温度

Q：《东北虎》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诗意，台词精炼且诗歌化，这种诗意是您特意追求的吗？

耿军：我想在我的表达里能稍微优雅一点儿，这种诗意的呈现是剧本文字与影像转换那一时刻产生的。电影里边的场景和当地景色，都是我最有情感温度的，因为那里面承载了我们当地两三代人的记忆。这个记忆特别重要，因为一个城市的城市记忆，其实是靠年长的一些人和居住的区域，有历史的建筑等来展现。城市记忆在逐渐被抹去，比如我们那边棚户区改造、塌陷区改造等，80%以上的平房都被拆掉了。我们家是2015年住进了楼房，房子被拆时我还在那拍了张照片。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那里成长的，我电影里选的那些场景、镜头里展现的东西，都是我最熟知最有情感温度的地方。在文字到影像转换时，我想将这些有情感有记忆的东西，用一种平视的，不打扰的，一种我认为呼吸感舒服的节奏来展现，呈现了影像里面诗意的那一部分。

Q：片中有些情节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大雪中卖诗集，在巷子里卖梯子，片中说“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您是在表达某种自己的文化理想吗？

耿军：在这个时代和环境里，我是一个失落者，在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喧闹，杂音四起的环境，但这个环境里没有真正的声音，但这些杂音都不是我要听到的声音。我想在电影里面把我的声音发出来，把我的弦外之音说出来，这是对于我来说表达力特别重要的点。很多东西说白了就没意思了，需要一些艺术处理。这种艺术处理在某种层面上是去程式化的、去日常化的。因为在程式化和日常里会有大面积的废话，我不想让这些废话在电影里出现，我想让我的电影台词凝练一点，一定要言之有物，不单单交代人物的心情、情绪等，还应该有一种弦外之音的表达，是多语义的，这是我的追求。

Q：片中呈现了中年人的婚姻、债务、理想困境，黑色幽默下是生活的悲怆，但片中也说“未来可好了。挺过了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您更多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耿军：我骨子里面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电影是一个悲剧的底子，里面有黑色幽默的点缀，我不想就着烦恼说烦恼，就着忧愁说忧愁，我想用带着幽默感的方式把这个悲剧的底色呈现得再多义一点，而不仅仅只说一个悲剧。在某些点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表达方式。在我之前的电影中，我虽然在描述这个时代的失败者，这个广大的人群，但我是置身于其中的。我会硬着头皮去面对尴尬，自嘲是我生活的日常，我想在电影里把我日常的态度以及面对这个环境时我的脆弱、我的躲闪和我那种特别微弱的勇敢表现出来。人类最基础的东西是虚弱、退缩，是趋利避害、适者生存，那这些“不适者”应该怎么办？我要在电影里说真话，我要刻薄一点。刻薄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就是毫不客气地说出真话。

Q：徐东因自己的狗被吃愤而找马千里报仇，妻子美玲因为丈夫的出轨愤怒找到情人三人摊牌，但结局徐东和马千里可以一起喝酒笑谈，妻子也在丈夫的搀扶下去医院生产，似乎最终他们都达成了和解。这是一部关于宽容主题的电影吗？

耿军：这是表面的化解和呈现，它仍然留下了一个伏笔：这个东西真的过去了吗？生活在继续，没过去的话接下来是什么？还会去面对新的困境。那一刻和解了吗？片中徐东是一个文人，马千里是一个社会人，一个文人去找一个社会人复仇，这件事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力量悬殊感。当他去复仇时发现这个社会人在一步步后退，在继续凄惨下去，甚至已经快走到生命的临界点，这个社会人说“我喝完这些酒，就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主人公在这一刻的时候，人类最基础的情感里，那种暖色的部分就开始流露出来了。因为善意很重要，普通人跟普通人之间的善意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但这种善意是偶尔才会发生的，在人与人之间很冷漠的时代里，我觉得这种珍贵的善意在某些时刻就会凸显出来。在沉默的时刻，在各自想各自利益的时刻，这种暖色突然出来，我觉得那是人性里最美好的一部分。

结尾的时候，主人公说19岁那年，妈妈和他说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未来可好了，明天可有意思了。这里表意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期许，这个期许作为母亲与儿子的交流特别重要。但19岁说的未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就是19岁的未来。但片中的现在“可有意思”了吗？所以它表层是一个希望的期许，内在是一个五味杂陈的东西。

Q：这部片子整体节奏似乎有意进行了放慢，全片也没有激烈的情节，视觉流动感没有那么强烈，甚至有时会有一种影像的凝滞感，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艺术考虑？

耿军：我不想在影视创作的惯性里面去带着观众往前走。观众放下思考，跟着影像走，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影像与观众同步，因为我电影里面每一个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内心思考的，我要把这个物理时间留出来，把这一部分凸显出来，就像有留白才有这一张画的中心点。要是太快的话，大家都看不到，我要把思考的物理时间留出来一点。电影是一个媒介，是一种交流的艺术，它就是要面对观众，我想当片中每一个人物说出的心里话时，把时间留给大家，给大家一个体会和电影里人物同步的时间，我想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时代里大家太匆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去静下来踏实与电影里面的人物交流。这其实很奢侈，无这种奢望可能有点过分，但我是要这么做的。

我要把我自己对电影的敬意，在作品里呈现出来。电影当然有商品和娱乐的属性，但电影还有艺术属性和审美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我觉得要做一点尝试。可能有一部分人不会买单，不会觉得这是有嚼头的，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我自己的努力是要呈现审美的其他可能性，风格的多样性，我要把我的表达建立在电影艺术里，商品属性可能没那么强。

Q：《东北虎》依然选择了鹤岗进行拍摄，能谈谈您对家乡鹤岗的感情吗？鹤岗在您的电影创造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耿军：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在鹤岗长大，我童年过得非常欢乐，因为我完完全全是在郊区长大，没有被学业束缚，我父母对我的管束也不是很严。大地在我脚下，天空都是我的，那种野蛮生长的一个环境。所以我的家乡会变成我情感的栖息地。在我的电影里面，我拍到的地方，都是我童年、少年、青年生活过的地方，是有情感温度的地方，我想把这个东西留在影像里面。我之前拍的电影里的场景，在两年之内就被拆掉了，也就是这个城市的记忆被拆掉了。一个地方的新陈代谢，从开始到发展到顶峰再到衰败，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抗拒。但是我们有两三代人在这生活，有很多记忆是值得留恋的。我对有我情感的地方，有自己情感温度的场景，我是在意的。我在意的那些东西，我留在影像里面。两年之后它们被拆掉了，我可能是在进行一个抢救性的拍摄。虽然我拍的都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的影像可能有文献价值的意义。

Q：这部电影在制作上和以往比有哪些升级？如果拍摄时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条件更充足的话，您理想中的《东北虎》可能会拍成什么样子？团队合作状态如何？

耿军：它是升级了，比如说我之前写剧本，要把夜戏改成日戏的，因为夜戏的室外场景我拍不了，我没有发电车。拍摄《东北虎》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解决掉了，有发电车了，室外的夜戏我也能拍了，这是工业保障里一个基础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最直观的体现和改善的。目前《东北虎》对于我来说，制作上是充裕的，它有两个月的拍摄周期，有一百多人的剧组，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一个岗位都有人。我之前拍独立电影的时候没有这多人，只有十几个人，所有事情包括美术、置景、服装、化妆等都是我们自己来干，要耗费很多体力。拍《东北虎》的时候不用耗费那么多体力，大家都在干，所以《东北虎》现在的呈现是我很满意的。我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我所有艺术上的心思也全都用上了。

我的重要的主创，包括制片人、摄影、录音都和合作了好几部电影了，都是很有默契的老朋友，美术是后加入进来的，也迅速成为了朋友，不存在需要现来磨合。我们每天就是要跟时间赛跑，鹤岗的维度与北欧有点接近，下午三点半就黑天了，所以每天到两点半的时候我会有点着急，还有一小时黑天了，今天那两场戏能不能拍完。我们每天只有两场戏的任务，

60天120场戏，时间是充裕的，所以都没有问题。

创作中自我的充分表达，诠释熟悉的“陌生感”

Q：谈到东北电影，比如《钢的琴》、《铁西区》、《通往春天的列车》《冰下的鱼》等都在展现东北的社会变迁和人物生活，您觉得自己作品中最独特的是什么？

耿军：我不做这个评价，我自己评价自己的电影是很无礼的，我也不评论别人的电影。因为我是一个导演，不是一个电影评论人，导演和评论是两套体系。我觉得别人怎么说都是自由的，因为电影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自由的舆论场，想夸就夸，想骂就骂，别人怎么去概括和比较都可以，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我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我还是把把这个权力交给大众和评论家，他们怎么评论都没问题，我尊重他们。

Q：您的作品更多讲述了一些小人物甚至是失败者的故事与生活，您会青睐底层叙事吗？

耿军：我从来没有拍过底层，我拍的是一个广大层，是人口基数最多的这群体，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每个角色都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认知，在我的电影世界里面，我从容表达的。我没有戴任何眼镜，因为我在表达我自己，是我自己熟知的人群，是我熟知的环境。

Q：文学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前提，剧本是编剧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提炼加工后，遵循电影表现手法和拍摄原则进行的文学呈现。您除了是《东北虎》的导演，也同时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您的作品会从文学上汲取一些灵感吗？您如何看待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耿军：电影与文学、喜剧都是近亲。我生活里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阅读，我特别喜欢纯文学类的小说。它能让我知道人类世界里面关于人性的多层面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类的情感，人类的记忆。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很平淡的，我自己遇不到，但通过阅读可以补充，可以延伸。

阅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它直接影响我的创作，写得好的我都喜欢。我2021年的阅读是很失败的，在年初的想今年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看完，但到年底了我没有看完。我前段时间看了村上春树的新书，看了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还有韩国八零后女作家金爱烂的短篇集，我都非常喜欢，他们是这个时代特别棒的作家。包括东北籍的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我觉得他们都写得非常好。我其实不太挑食，国内国外的，我觉得写得好的我都挺喜欢。那些可能是这个时代里最珍贵的，但现在纸质版书的销量确实很低，我觉得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如果纸质版书销量高了，我觉得这个文化环境才能有所改善。如果一个区域里大家都不看书，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Q：您是怎样走上电影这条道路的？您进行电影创作近二十年，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军：电影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对这个环境的看法，我对人类的认知。我以我的方式进行电影创作，我以我的风格，我的审美乐趣进行剧本写作和电影拍摄。我19岁的时候逛图书馆，看小说，看《大众电影》，看剧本。那个时候是录像厅、电影院特别蓬勃的时代，我们经常走进录像厅和电影院，看香港、看欧洲、看美国，我我觉得那是外面的世界，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电影太有魔力了，它能把灯黑掉，大家一起进入这个故事里面，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去感动，走出影院好的电影还会带来思考。因为那个时候是电影厂时代，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才能搞电影，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做编剧。

我在十九岁时开始尝试写了一个剧本，但也没写完，二十岁的时候就闯荡到了北京。像我这种文化不是很高的人，也没什么技术，就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其中有几年时间我去北京电影学院旁听，视听语言课、导演课、文学系的编剧课等。我的成长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是2000年，数码时代到来了，很多独立作者已经用数码、用DV拍出了作品，像杨荔钠拍出了《老头》，杜海滨拍出了《铁路沿线》这样特别震撼的纪录片。我就知道，如果电影厂胶片我们靠近不了，DV是可以影像书写的。

2000年初我开始试着拍些短片，第一个短片很失败，第二个短片得了一个小奖。我就开始拍第一个长片，2003年我有7000元存款，我用5000元拍了我第一个长片，就入围了法国南特电影节和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也发行DVD收回了成本。这些鼓励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力，内心燃起了热情，从那之后就一直拍了下来，运气不错拍到了现在。

19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19岁是一个懵懂的时刻，当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就能果断地奔向它。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承载着勇敢、锐气，同时又有点懵懂，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友善地对待我们，但我果断的去了。这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我会在我的电影表达力，将这些东西融进去。

Q：有人说“耿军的电影不是从摄影棚和影视城里长出来的塑料花，而是黑土地上的真东西”，未来您创作的方向也依旧会聚焦东北，延续您一贯的风格，还是会一些新的不同的尝试？ 

耿军：我是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的人，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去设想以后会怎么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持续创作。我接下来的两部电影也还是在拍东北，我可能还会拍好几部东北，因为我的表达才刚刚开始。一部叫《漂亮朋友》，一部叫《刺客与明信片》，还没有进入前期拍摄，因为和之前一样，找资金是非常有难度的。

Q：您的电影开始面向市场和商业，会不会对您艺术创作带来困扰？

耿军：还没有形成，因为我没有违背自己去妥协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是自己最想表达的事情，也没有受资本的干扰，我的表达是充分的，困扰在我这是没有体现的。可能在某些点上，比以前负担会重一点，要让投资人们都能收回成本赚到点钱，这种事偶尔会冒出来想一下，但也仅此而已。

Q：《东北虎》去年就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奖，现在这部电影又进行了公映，这也是您的电影首次进入院线，您内心是什么感受？

耿军：这部电影于2021年6月份在上海电影节全球首映，那个时候很忐忑，还有点紧张。一部电影用尽了自己的全力制作出来，当它面对最普通的观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反馈回来？这其实还挺忐忑的。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如果来看电影的都是朋友，朋友嘛，夸几句好话是应该的，朋友嘛，批评几句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今年1月14日这部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紧张了，我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是疲惫。采访、宣发，工作中的配合等让我很疲惫。因为我个人的人生的经历特别有限，但接受媒体采访就要一遍遍聊这些事，这对于我来说挺疲惫的。导演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个人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关心作品就够了，更希望大众关心作品本身。

Q：电影可谓是一种大众艺术，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认为一部好电影要具备哪些因素？

耿军：在我的认知里，一个电影不好看是有罪的，但一个电影不可能所有人都觉得好看。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代表这个电影不好，只不过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的审美能力没有达到，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我身上。但特别直观的是，好电影不分商业还是艺术，烂电影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喜欢的好电影是有观影乐趣，有审美上的陶醉感，有熟悉的陌生感。我特别喜欢熟悉的陌生感，熟悉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是人类共通的社会生活情感体验，陌生是“哎呦，他是这么聊的，他是这么拍这个电影的，这种体验还挺得劲儿”。“陌生感”另外一个方位的诠释叫新鲜感，新鲜感就意味着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不是嚼口香糖，不是老生常谈，不是一个陈旧的东西，而是有新鲜感和创造力的东西。我觉得这几点很难，但这确实是我的追求。这些点之后，是看完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还能带来一点思考，我觉得就是一部好电影了。

耿军：

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

2003年，拍摄的DV短片《散装日记》获得第1届国际DV论坛年会剧情片优秀奖。

2004年，拍摄了DV故事片《烧烤》，该片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

2008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青年》，该片入围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13年，执导剧情电影《镰刀锤子都休息》，该片获得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

2017年，执导犯罪喜剧电影《轻松+愉快》，该片入围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其个人亦入围了最佳导演奖。

2018年，执导黑色幽默电影《东北虎》，2021年6月获得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影片于2022年1月14日院线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