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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专访美国纽约艺术学院教务长彼得·德雷克

我想做一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专访美国纽约艺术学院教务长彼得·德雷克

时间: 2021-10-08 22:29:00 | 来源: 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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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杂志杨敏(左)、Peter Drake(中)、旅美雕塑艺术家吴建楠(右)合影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下城的纽约艺术学院(NYAA),为美国具象艺术运动的大本营之一,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著名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赞助下创立,旨在促进具象和具象艺术培训的复兴。Peter Drake彼得·德雷克自2010年开始,就担任这所著名院校的教务长。艺术家皮特·德雷克有多重的身份,在担任教务长的同时,他还是当代著名具象艺术家、策展人。彼得·德雷克的艺术作品已在 27 个个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被许多私人,企业和公共收藏,包括惠特尼艺术博物馆,凤凰城艺术馆,洛杉矶当代艺术馆( MOCA LA ),韦瑟斯彭艺术馆和洛杉矶县博物馆等。彼得·德雷克获得过多项大奖,先后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会奖、纽约基金会奖学金,并两次获得2016-19年度和2019-21年度TWO TREES文化空间补贴项目资助(Two Trees Cultural Space Subsidy Program Grant )。他的作品在《美国艺术》、《 Art pulse 》和《Here》等多家媒体杂志上发表,并引起广泛的关注。

我来纽约之后,因参与了著名青年雕塑家吴建楠在纽约时代画廊举办的“Collisions”个展,并有幸担任了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彼得·德雷克赏识建楠的艺术,亲自担任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因缘际会的相遇,让我有缘认识彼得·德雷克,并促成了本次访谈。

Peter Drake在工作室

杨敏(以下简称杨敏):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而且还负责教育和管理纽约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生。您是如何在生活中平衡好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等的多重身份的?

彼得·德雷克(以下简称彼得):我总是⾸先把⾃⼰看作⼀个画家,如果我不是⼀个好的画家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个好的艺术教育者。每⼀个⼈⾸先要对⾃⼰的职业认真专注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有效率。当然,我还是⼀个学校管理者。我是纽约艺术学院的教务长,这个头衔让我必须把很多时间从⾃⼰的创作中拿出来投⼊到学校。所以有多重身份是有好有坏的,但我⼜不可能只做其中之⼀。这些身份都互相影响并且都会花费我不同的时间。做到完美的平衡,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你都必须致力于这项工作,分配给它时间和精力。还好,它们占据了我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我在学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却是有组织的。我的工作室的工作是完全有创意的,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

Peter Drake  Steamer, 2014 Acrylic on Canvas  52 x 42 inches

杨敏:纽约不仅是艺术的大熔炉,也是当代艺术的试验场。我们知道,NYAA仍然坚持传统的以具象为主的艺术教学体系。您如何看待艺术领域的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您眼中,您觉得纽约当代艺术的DNA是什么?

彼得:按照我的看法,艺术作品是表达,而技术是表达的基础,你必须学会如何说话才能表达你想说什么。如果你对语法一无所知,你写不了小说了,也写不了戏剧。学院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尽可能清晰的工具,我们的学生学习几个世纪以来最成熟的技能,然后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技能对于创造他们的作品是必需的。纽约艺术学院坚持具象艺术教学,是一种理念,但不是一种固守。在纽约这个当代艺术熔炉,每个学生都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至于纽约,我认为相比于洛杉矶、旧金山而言,纽约更像一个纯粹世界城市,它的文化的包容性、艺术的多元化是独一无二的,来自欧洲、南美的还有亚洲的影响随处可见。纽约在当下,更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秀场,各种⽂化的影响、各种艺术⻛格,所有这⼀切都汇聚在⼀个城市之内,⽽且这些艺术⻛格不断在改变,我觉得每隔5-7年就会有⼀次变化。有⼏年曾受⼤型摄影作品影响,有⼏年则是可能会受到性取向运动的影响。⽬前纽约艺术正在被⼀些功底深厚⽽题材先进的作品影响,所以是⼀种跨越世代的⽂化。即使在具象艺术领域,艺术家的表达,也是随时代而进化的,从Gerhard Richter、Mark Tansey还有Joan Semmel到Jordan Casteel、Naudline Pierre,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当代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身上,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些变化。

Peter Drake, Parade, 2008, Acrylic on canvas, 58 x 77 inches

杨敏: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很广泛的市场。我知道您去过中国,对于中国的艺术环境,你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彼得:是的。我知道这些。我去过中国几次,其中有一次,我被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去教⼀周的课。我很感动学生们的热情,他们有很强的绘画功底,而且对新的观念也乐于学习,他们很愿意对图像、叙述和象征⼿法展开探究。我能感受到在中国作为一个美术老师收到的尊重,在最好的学院内做老师,他们本身就是认真的艺术家。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广泛的基础,传统技能在那里被很好的传授,一些优秀的当代具象艺术正从中国推出。从历史上看,具象写实的技法多被用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但随着艺术家视野的开拓和市场的发展,很多艺术家越来越忠实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观念,这就会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品。我认为很多中国的具象艺术家并不保守,比如刘小东和喻红,尽管他们在中国已经非常成功,但很显然,他们想要打破传统艺术的界限,他们想要做⼀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当他们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分接受纽约对他们的影响,⽽且欢迎对他们⾃⼰艺术的改变和探索。他们并不仅仅是钻研绘画技巧,并不仅仅想要复制过去的名画,他们想要学会这些传统技巧并利⽤它们来创造独特的艺术作品。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如此的出色。

Peter Drake,Station Master 2014,Acrylic on Canvas,42 x 52 inches

杨敏:在您看来,在抽象、装置和数字艺术主导主流话语的艺术界中,具象艺术应该如何发展?

彼得:我并不完全认同你这个问题的前置判断,我个人认为,目前在艺术世界中真的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美学。抽象、装置、数字艺术甚至更多的艺术形式,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逻辑,但我想说的是,具象和具象艺术在当前的艺术界中,实际上拥有比多年来更重要的地位。我看到的唯一危险是,具象艺术是否变得公式化和模式化,如果这样,具象艺术就会有失去创新的风险。如果变得可预测和抵制改变,它们就会变得僵化,失去学术性。我不预测具象艺术如何发展,但我确认一点,具象艺术在当代并没有失去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

Peter Drake, Lasso, 2018, Acrylic on canvas,53 x 57 inches

杨敏:具象艺术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是“所见即所得“,但我在观看您的作品时,常常陷入沉思。您的作品中有很多玩具和娃娃,马和狗也是常见的艺术形象,我想它们肯定有画面背后的意义?

 彼得:是的。具象不是只有写实,写实也不代表着没有观念性。我儿时在长岛长大,很多事情总感觉既理想又非常矛盾,关于郊区的种族、性别、身份和经济差异都是如此。我经常在绘画中将这些思考引入那个神秘的郊区。我用玩具来指代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措施。玩具坏了,伤痕累累,损坏了变形了,被遗弃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它们似乎是我们军事干预的完美象征。狗和马经常也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是因为它们是被人类驯养的最完美的动物,但我希望,它们仍然存在着基因中的野性,德国牧羊犬其实和狼只有一步之遥。

我还经常使用童年时电视剧中的剧照,并模糊处理。我试图在寻找一些制造冲突和矛盾的镜头。

《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能介绍几幅您的作品么?

彼得:当然。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军⼑》,我在创作时有多种路径,我不局限于固定模式或者题材。这幅作品,我聚焦于铅制军人玩偶。这些玩偶是我父亲小时候收集的,大小只有两英寸的大小。作品中,我把人偶的形象做了近距离的放大,士兵看起来有些吓人。但是你如果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异常。你会注意到,军刀有一点弯曲的下垂,这造成了难以觉察的一种景深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在前⾯的军⼑上⽤干画法( Dry Brush)的技巧,⽽在后⾯的军⼈玩偶上特别做了模糊的处理。这种对比的处理,就会产生一种这种类似摄影的景深。

我喜欢用丙烯颜料作画,但我会加很多层的罩染。前景我会用干画法来实现,后面部分,我通常用罩染法,这样会制造出一种视觉的错置,产生一种戏剧而冲突的效果。在《军刀》中,前面的玩偶有一种吓人的气势,他似乎是敌军的士兵,但当你把他们放大近距离观看时,有这种喜剧和忧郁感,而创造出这种反差的感觉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棒极了。我喜欢这种反差。

彼得:这幅作品的名字叫《 Which Way》。作品的人物,其实是⼀个70年代⼴告⾥的演员。我常常把某⼀个情境中的⼈物拿出来放到另⼀个情境之中。在70年代的⼴告之中,⼤多数美国⽗亲的形象是⼀个⾮常困惑,不知该做什么的男⼈。他们经常是⼀个故事中的粗汉⻆⾊。在创作中,我把他从⼴告中拿出来放⼊了⼀个类似于⻓岛South Hampton区的地⽅。在长岛South Hampton地区有很多极⼤的树篱,这些树篱经常像是保护家庭的墙壁⼀样存在着。尽管离纽约不远,但每次到这个地方,我都有一种奇怪的异国感觉。我把这个男⼈放到这树篱之中,会造成一种人物和环境的错置,让人物的困惑感、陌生感和画面的张力更加强烈。这幅作品将参加今年夏天纽约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

《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所以您⽤画来记录您某⼀时刻的感受和思考?作为一个艺术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艺术?

彼得:是的,瞬间感受,这种冲动会让你激动,并努力将其变成永恒。我总想记录一些特别的事情。对于是上世纪60、70年代人来讲,他们⼀辈⼦抱着传统的期望,他们努⼒⼯作⼀辈⼦ 然后⼀瞬间所有的东⻄都变了。那时候有性别⾰命、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游⾏。很多中年男⼈觉得他们做了“该做的事”,但突然被时代抛在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怎么样对付⾃⼰该扮演的⻆⾊。这是一种时代变迁中,人类个体的挣扎,我⼀直觉得那种想法和困境很有意思。

艺术家的东西,需要后来人来评价。如果一定要评价,我认为我是⼀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可以理解成对传统技术⼗分擅⻓但是想要创新的⼀种画家。我不想重复过去,我想做⼀些前所未有的作品。

彼得·德雷克在工作室

杨敏: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您还是很多重大展览的策展人。您艺术策展人的核心品质是什么?

彼得: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策展人是那种密切关注艺术世界脉搏的人。一个人感觉到文化的变化,甚至是小的共性,这说明一些更大的东西。策展就像其他创造性行为一样,你必须睁开眼睛,毫无偏见地观看。 

杨敏:最后一个问题,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国际艺术交流。你认为这次疫情对您的艺术创作或纽约艺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彼得:其实,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大多数艺术家喜欢孤独,所以大流行期间,感觉艺术家比大多数人更正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没有遭受痛苦,每个人都有,但艺术家更适合孤独,更合适独处,这反而让他们对社会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人们在大流行期间,错过了艺术。平常,他们吵着要画廊、博物馆和文化,但这次,他们是真的错过了艺术给他们的灵感,我希望这将让政府、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艺术对生活是多么重要。 

 


我想做一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专访美国纽约艺术学院教务长彼得·德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