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娥》的神秘肇始于镜子。镜子就是解开其神秘的钥匙。没有什么比镜子更能使一幅画的真相显得扑朔迷离，也没有什么秘符比镜子更能赋予一幅画以文学意义的神秘，镜子的功效就是在画面里开辟另一个世界，令一切形象左右颠倒那样：它也令人神魂颠倒。

何况这幅画里面“设置”了两面镜子：

第一面镜子我给它起名叫作“王镜”。在画面的深处，挂在墙上，镜中与昏暗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的飘白反光中漂浮着国王腓力四世（FelipeIV）和王后玛丽安娜（MarianaofAustria）的形象，而这种帝王夫妻像的“同框”，是反常不合体统的，我们在当时所有王族画像中找不到先例。“王镜”作为揭秘《宫娥》的钥匙，给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带来了关于真正的表现主体—国王所象征的权力与知识考古学的无尽遐想，也正是基于这面镜子的无穷想象与解读，福柯将这架理论机器开动起来，让这幅画的诠释像雪球一样在理论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所编织语言世界中越滚越大，越解读越复杂。

如果我们认定委拉斯贵兹是以写生的方式作画，也假设国王和王后曾经“在场”，那么“王镜”显然违反了光学规律，如果后墙真的有一面镜子，国王和王后的形象真的如图双双出现在镜子中，那么相应的，镜中虚像到镜面的距离应该等于镜面到实像的距离，正如原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超的藏品，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的那块镜子那样，镜中世界对应着一个现实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出于对应，镜子跟前必然站着这对至高地位的夫妻。但这样一来在现场光线条件下，脸又背光了，镜子中的正面将处于暗部，绝不可能如画中所示，处于亮部。显然，委拉斯贵兹的镜面没有现实世界的对应，他PS了“王镜”。请允许我大胆假设，这面镜子压根就不需要在场—画中的这面墙上，而是在其对面的墙上，也就是画中委拉斯贵兹所注视之处，做个离谱的猜想，如果国王夫妇取像的确是镜像，而不是实像，就光线来源一致性来判断，它都有可能与委拉斯贵兹的自画像共用一面镜子，这种局部的腾挪对于委拉斯贵兹这样的大师而言，可以隐藏得天衣无缝，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挪动画布的朝向而已。“王镜”中的成像并没有给出一个符合逻辑的交代，只剩下国王与王后幽灵般闪现，以及那块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鲜红色窗帘。倘若“写生”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我认为国王和王后的形象只是被委拉斯贵兹剪切、腾挪到了现在画面的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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