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流水

　　这些字写得很别扭，远不如在布上乱涂痛快。可印书还必须得有字，人们除了看画，还特想知道这家伙在想些什么及一切与其有关的琐事，好像只有这样才完整的读懂了一个画家。这已是惯例，我也不例外，想来想去把那些陈年老醋的破事列成题纲，既省事也好让大家一目了然的从中找到一些子卯丑牛来好完事。

　　1963年初秋我生于上海，别的至今仍不清楚。

　　1964年秋，我被现在的父亲抱到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当时的山村很小，随便在哪个旮旯打个喷嚏，全村都能听见。我养父是用驮驴粪的筐把我从县城翻山越岭运回“家”的，从此身份和命运作了新的安排。

　　1965年至1967年1月，现在想起来这段时光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上边有一个大姐，下边一个小妹，姐弟三人全是客串的。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从南边很远的那个大都市里领来的，被珍爱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土生土长作过几年小学教师的父亲却非常严厉。有件小事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一次我不小心碎了只碗，当时的我可能认为天都快塌下来了，钻到炕洞里躲到天黑，经母亲再三向父亲解释得到特赦后，我才战战兢兢爬出来。这种胆小如鼠的德性保持到至今。因此一生中英雄壮举与我无关，干坏事也与我无缘。至今也只能邪恶地在心里想些坏事过瘾而已。

　　1967年11月，也许命运早已安排好了。这年初冬，在邻县农村的外婆家里，我突然身患感冒，继而高烧不退，在邯郸市的一家医院里40多天治疗的收获是：步步接近坟墓。同时被高烧、败血症、肺气肿、化脓性关节炎、胃功能失调五种疾病折磨，死神每天在床边跳着勾魂的舞蹈。看不到希望的父母在我再三的请求下，几乎不带任何幻想带我进京求医。年底我住进北京儿童医院，当时刚满4周岁，体重7.5公斤，全科医生，护士不喊名字，一提瘦孩便知是谁。

　　1968年春，奇迹出现了，五种疾病基本痊愈，生命已基本保住。当医生试图把我从床上扶起来时，发现我的右腿髋关节已被脓胞坏死，命运此时彻底向我抖露清楚：此人将一生与残疾为伍。6月份全副石膏“武装”的我，被带回太行山老家静养。白天望着屋梁上的马蜂飞舞，晚上听着小街上锣鼓乱叫，父母的神情变得恍恍忽忽，我的性格开始走向扭曲，变得病态般的敏感。当时虽不懂孤独二字，但身边的扫帚疙瘩日子长了就成了交流的伙伴。可能画画的灵感和愿望从此产生。

　　1969年初，拆掉石膏，我 在学习一瘸一拐走路的同时走进了学校。也许是当时的社会原因，老师发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小学二年级课本，学生生涯便从二年级开始了。新生活的开始，不等于快乐。入学的第二天，不知出于什么灵感，用一张白纸，按在他老人家的像上有模有样的画了下来。望着自己第一幅作品，还没有来及得意，回去就被父亲无名的胖揍了一顿，及至很快发生了随后几天的事情，那日中午，母亲因几天前刚从公社“革委会”专政后被抬回来，躺在炕上不能动，她嘱咐我守在身边别到门口去，可外边很热闹，人喊锣叫的，好奇心还是让我找机会溜了出去，看到了一幕那个年龄不应看到的情景：一个人头戴着尖尖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板，头被后面的人按得低低的，被人群冲拥着向前滚去，周围大人孩子狂叫着。突然感到那个人应是我的父亲——就人类而言，一个孩子最直接最具力量的堡垒是父母的怀抱，可当他目睹这个神圣庇护的尊严被同类欺凌和宰割时，那种孤独无助不亚于世界的毁灭，这是文明人区别于其它有生命之畜牲的高明地方，它能让一个脆弱的心灵从此走向极端，这个灵魂对世界毁灭的含义理解是任何成人阶段所不能比拟的。狂乱的人们过去后我便瘫坐在大门的后边……

　　1970年至1974年，政治形势的缓解，家里也开始正常了一些。但生活的质量还是处在高压政策下，物质和精神的贫泛使我们的孩童时代，既有亲近泥土的欢乐，又有为了一点可口的吃食安慰永远处于饥饿状态下的肚皮，而变得龌龊与野蛮，个中辛酸与苦难同时领尝，但特殊的爱好使我在画的爪哇国里暂时忘记了身边的倒霉岁月。

　　1975年至1978年夏，中学读的还算平静，虽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使我上高中很费了一番周折，但总算读完了中学。对画画酷爱得到的回报是：从初中到高中负责全校跟美术沾边的一切活动。在一边学农、一边学工、一边上课的过程中，胡乱填写着那片不整齐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