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忻东旺的？
詹建俊：应该说是在 90年代，他到从山西北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是很优秀的学生。之后他在北京参加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性的、有重要影响的油画大展，这些展览当中就有他当时反应现实生活的很多作品出现。在这些展览中，他的作品有很鲜明的特点和独到之处。他在中国油画领域应该说自 90年代起就被发现并被关注。我记得在油画学会还有中国美协组织的很多各种类型的全国展览中，包括全国美展，包括我们组织的油画作品展，他都不断的获奖，而且在全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在学术上也确立了他应有的地位。
记者：他的哪幅作品令您印象比较深？
詹建俊：他早期的一幅叫《明天，多云转晴》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这张作品反映了新时期社会上的一种新现象，表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参与大规模建设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正是这个世纪中非常重要的建设者和劳动者。后来他一直以农民工或是城市市民为创作对象，他是侧重画人物的画家。他把农民工那种进到城市来之后由外在到内心世界的状态描绘的很充分。他能够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来看待城市，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新的生活状态下面向未来时的命运跟希望。这些在《明天多云转晴》这个作品里画得非常充分。农民工刚刚进城、行李刚刚放下，似乎在等待什么，面对未来要做出种种选择，他对这些刻画的非常到位，包括对人物的形象和心理都描述的很丰富，而且很深刻。这张作品在他毕业不久之后就产生了，应该是他一鸣惊人的作品。一直到现在，他画了很多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画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张画《金婚》，将两个老人生活了一辈子在晚年的处境和生存状态，以及心理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刻画，令我印象深刻。油画界和其他艺术界的专业人员都对他的人物作品非常赞赏！
记者：他2000年以后画的作品和《明天多云转晴》那个时期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詹建俊：我认为在基本的艺术追求上，他在创作中一直所追求的精神是相同的。他要反应的是中国的现实社会，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是各种人群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在刻画不同人的形象方面，他一直都很擅长揭示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感，包括对形象的表现，现实主义精神很强。但是在艺术手法上有一些不同，早期的更接近生活中的真实，在艺术语言上各方面都更接近纯粹写实性的刻画，刻画得很具体、很真实，对场景的描述也比较真实，这跟他后期的作品有一些不同。
在后期的作品中，他把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更加强化了，在艺术语言上更加的强调自己的观念、见解、主张和追求。他的学术主张是要去表现怎样把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油画艺术的造型语言更鲜明的体现出来。他的画是很写实的，应该说现实主义精神也很强，但他的艺术手法跟一般的写实绘画有一些不同，其他风格的画家在描写上更多去把客观的元素表述得更准确、更真实。而他则是主张画一个人物不仅要把表象画下来，不仅要去再现，而更深入的是要通过他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体会去融合存在于他心里的形象，进而将人物心理的、精神的、思想感受在艺术创作中鲜明表达出来，在色彩、造型包括人物的形象、形态、精神各方面的刻画更为突出一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相由心生”。
记者：2000年的时候和2005年的时候，忻东旺“村民列传”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贾方舟老师说您看完了以后表示“忻东旺画的确实好，一位大师也不过如此。”您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詹建俊：对油画来说，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其追求就是如何用油画艺术语言去把艺术 家对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充分的表达出来，在油画语言的运用上，从技术层面、语言层面、思想层面、精神层面都能够很好的融合起来并给予鲜明的表达。如果能够将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并通过他独特的语言体现得很充分，让观众看了之后能够获得感动，应该说所谓大师也就是如此吧。所谓大师也没有太严格的界限，能够让观众领会作者的意图，要表现的东西，能够让观众产生精神思想的共鸣，能够完美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传达深刻的思想，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而且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特的手法，具有鲜明的个性、追求跟主张，并且取得了相当好的艺术效果。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大师们的共同特点。由此来看，东旺在这些方面做得都很优秀。
记者：在2013年忻东旺的自述里曾经提到过，在读高研班的时候您曾经对忻东旺提过色彩方面的建议，说他的画里没有欧洲油画的那种颜色。有关色彩方面，您觉得他现在跟当时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詹建俊：应该说现在跟他当年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变化，当年之所以在高研班上给他提这种意见，就是希望他在色彩上能够更好的吸收西方油画色彩语言上的特征。因为色彩在油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和水墨画不同，油画的色彩能起到极为重要的表现作用。对中国的油画家而言，有一个鲜明的课题那就是叙述困境，中国的油画家要画给中国人看，要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和欣赏要求。西方的绘画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因为西方是发源地，我们不把人家的优点研究透、掌握好，是做不到位的。但是，即便是通过研习西方油画史，作为中国画家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要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包括对色彩、造型的要求，更要将我们的感觉和习惯建立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上。如果能在此之上把西方的油画的优秀东西学到手，那么画出来油画不仅能让西方观众和专业人士认同，同时更能让中国的观众喜爱。把西方的好东西学到手，同时融合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要求，这是中国油画家们的共同课题。
我认为忻东旺后期对油画色彩的运用，体现出他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和探索。色彩上比前期作品来说更加鲜明、更加突出，同时有很大的成份是出于中国人对色彩的要求。西方强调对比色、强调条件色，中国则是强调固有色，严格说这是两个体系，每个画家自己的结合点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其实侧重什么都可以，但是要结合的很
好是件不容易的事。东旺很强调固有色的强化和对比色的鲜明，并且结合的很好。同样，如何把东西方的艺术特色结合好，是有千百条的道路可以达到的，这依靠每一位艺术家的探索和选择。东旺在探索这些东西时找到自己的审美点、融合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体现的更加突出，前期的作品更接近于西方油画的造型规律，对此我曾给他提过意见，说他虽然造型很有特色但是色彩不够鲜明、不够强，后来他在色彩上加强了研究，同时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国油画家他进行了更深层的文化思考，这种思考就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之上。这是一个很艰难、很复杂的工作，但忻东旺获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
记者：
刚才您提到了民族性。您觉得在他的油画中，除了色彩还有哪些方面也体现了民族性？
詹建俊：
中国艺术强调写意，而不是强调如实搬运现实，这就如同京剧和话剧之间的区别。忻东旺是个人物画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国有如此多的人口，也就有如此丰富的形象、丰富的生存状态，同时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有着独特的特征。在他后期的作品里更加强化了这一点，除了色彩之外，他在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上更突出了他“得意忘形”、“相由心生”的主张，将人物的精神境界的外在体现作为表现的主要目标，为此他充分地将人体的造型、动作以及五官的表情神态，包括色彩都融合在一起进行强化，也可以说是夸张，强调一种艺术性的突出。这种探索应该说与西方油画传统是不一样的，西方传统绝对是尊重客观和真实性，只在现代派以后才开始有变形、夸张。很多中国画家在这方面的探索都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有的画风景、有的画人物，侧重点不一样表现方式也就不一样，忻东旺有他独特的认识和追求，有他独特的艺术处理方法，有他鲜明的艺术个性，所以他的艺术人家一看就能识别出来。当然，艺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要求，就像我们吃东西的口味一样不尽相同。但艺术的取向越鲜明，就越会令欣赏他的人感到精彩，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所以艺术家要以他独特的认识跟观念来表现他自己的特点。忻东旺就是如此，他的艺术探索越来越深入就越来越有他独特的面貌。
记者：他画的是中国肖像，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国际性？
詹建俊：有句通俗的话我想大家都能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文化状况大家现在都了解的更为清楚了，很多中国人都有条件到世界旅游，到世界各地去看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它独特的文化状况。包括现在在生活中选取应有的实用物品也是这样，人们愿意去不同的地区逛商店，希望能获得带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独特产品，如果到任何地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人类的生存状况就极单调、极乏味、极没有意思。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应该说是人们最终极也是最根本的需求，除了满足生存需求之外，生活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这儿。人们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是越来越丰富的，所以追求民族特色、强调民族文化特点，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一种规律也是必由之路，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只能吃到麦当劳，那岂不是太痛苦了。不要忘了我们中国还有包子、有饺子。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忻东旺是一个很有思想性的画家，对此您怎么评价？
詹建俊：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已经包含这一点了。忻东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智慧，很善于思考，也很勤于思考。有人说他平时不大讲话，其实我觉得他并是不爱讲话，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不想讲话，但是一旦他开始讲话就能体现出他的积淀、修养和深刻思想。所以我才说忻东旺是个有追求的同时也是很善于思考的画家。他的艺术当中就包含了这些因素，既包括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感悟，也包括他对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这些在他每一张画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他绝不是随便拿起来就画、画完就完了的，他要在作品里充分去表现人物的精神层面，因此他才会特别地去选择人群。没有坚定的艺术追求、没有独到的思想感悟，他就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
他的文章我也看过，比如谈“相由心生”，这本身就充分地表达出他个人的艺术理念。这里面体现出很多东西，体现了我刚才说的那样一种观念以及他对于人物表现方式的选择。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这是清清楚楚的，即便不看他的文章，他的画往那一搁人们就会发现这一点。
记者：您觉得忻东旺对中国油画艺术领域有着怎样的贡献？
詹建俊：他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艺术探索上。首先，他是最早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艺术家之一，就这一点本身也是贡献，因为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很新的现象，他敏锐的捕捉到了。当然，画民工的人很多，但是他画得最突出。其实他不仅仅画民工，也画其他很多人物，但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都认为他画的民工最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艺术题材方面实现了艺术跟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另外，在艺术本体的追求上，他通过人物画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理念，如“相由心生”、“写意”这样的理念，这是他为中国油画发展所做出的一种成功探索，他所达到的水准给我们的油画艺术提供了艺术追求方面的重要参照。这些都是中国油画所共有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有很多答案，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解答，忻东旺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这就是很大的贡献。
记者：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极为注重写生，认为写生是非常过瘾的状态，基本上他的创作都是以写生为主要方式，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詹建俊：写生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作为纯技术性的训练，在写生当中来研究客观规律，包括对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景物进行写生，作为一种搜集材料或者是磨练技术的过程。还有一种就是将写生作为艺术发现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发现不同的东西加以表达，在表达的同时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我认为东旺属于后一种，他在写生中不是完全把对象如实的画下来，而是在面对客观对象时用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各种各样的元素，然后根据他的理念来选取对象当中他认为有价值的元素是对对象本身客观存在的东西加以提炼。他认为是值得表现的就加以强调，他认为不必要的就不突出它甚至扬弃掉。所以他的很多肖像画好像都是在写生当中就完成了，但过程绝不是那么的简单。用写生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造，这类画家也有不少，但每个人的艺术特色不一样，所达到的水平也不一样。往往这种方式会使得对对象的表现更加的生动、更加的丰富，东旺就有这种直接观察、敏锐捕捉对象最生动之处的能力，因而使得画面非常有意思，成为他创作的一种特色。
记者：清华美院将要对忻东旺的艺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中还包括从他以前画玻璃画、画墙围子、下煤矿干过那个时期开始进行梳理，研究他的人生历程与他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对他的文字进行研究，您能否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建议？
詹建俊：现在中国很少有人专门以个案的方式去给一个艺术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一般都是就画论画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清华大学的这种想法很好，我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行下去。你刚才所讲的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人生经历，这些历程对每一位艺术家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可以剖析出影响他的艺术形成、发展的多种因素。忻东旺的油画探索已经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层面，他的创作很大一部也体现出民族色彩和民间色彩，我想这些肯定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要深入的研究艺术家，严格来说他父母那辈的影响就该被划入考量的范围，然后还要研究很多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比如说画玻璃画、画墙围子都是民间艺术，肯定会对他的艺术产生影响。艺术家的一生中所经历的每一步都可以作为影响他艺术发展的因素，因而对他人生历程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在这个研究工作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并深入地做下去！
记者：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