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注意力的规范解释，直接来自这样一种理解：对自我同一性现实的完全把握是不可能的，而以生理及心理上的临时性与过程为条件的人类知觉，至多只能提供其对象一种暂时的、变化中的近似物而已。因此，强调以下这一点很重要：19世纪对观者的大规模的社会重建，是按照这样的假设进行的，即知觉不能从当下、在场或精确的角度来加以思考。许多近来的批判理论，都来自对在场的如今已属无的放矢的批判。它们一直以来都未能弄清楚，人们想要直接通过知觉通往自我的在场，在现代经过规训的、景观的文化中是否内在地不相关。19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体制化了的权力来说重要的是，知觉以这样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即它能确保一个主体富有生产力、可操纵、可预测，而且可以被社会整合，被社会吸收。对注意力具有边界的认识（超越这种边界，生产力与社会团结就要受到威胁），在关于注意力的、新近被诊断出来的“症候”，与专注性及白日梦的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间，确立了一种转瞬即逝的不确定性。正如我将要详尽分析的那样，注意力乃是视觉的主观观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意力乃是一种手段，一个个体的观察者可以借助于它超越那些主观局限，并使知觉成为它自己的东西。也因此，注意力同时成为一个观察者借以向外部中介的控制与吞并开放的手段。

这大约就是本写作计划的思想范围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具体参数却更为有限。尽管我标出了从1879年至20世纪初大约25年的时间范围，我却绝没有想要在任何意义上写一部有关该阶段的知觉观念与实践的历史或概观。从第一章开始，我就试图表明注意力何以成为19世纪一种全然新颖的问题（与先前的历史理解完全不同），又要表明它何以与知觉的哲学、心理学及美学研究无法分离开来。我还勾勒出了许多经常是相互冲突的、从经验上来解释并理解知觉的努力，是如何彻底失败的。通过接下来的章节，我绘制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一些临时图表，这些图表来自对相对较小数量的对象的局部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来考虑知觉与现代化过程的交互关系问题。尽管我的各个章节次序是按照年代先后排列的（始于1879年前后的各种对象），我的实际描述却并不连续，因为我建构了三个横切那种历史连续性的相对自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