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结束。进一步深究后，还会看到西方过去500年的文化也将同时终结。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恰当的时候，应该依次回顾一遍我们这半个千年来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

　　我还可以借此机会为感兴趣的后代描述目前衰落中某些我亲见亲历，但也许未被世人注意的方面，并说明它们同那些广为人知的衰落现象的联系。不过，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内容：这本书的对象是那些喜欢阅读和了解艺术与思想、礼仪、道德与宗教以及这些方面活动的社会背景的人。我揣想，这样的读者喜欢有选择的批评性论述，不喜欢不置可否的大而全的叙述。再进一步揣测他们的喜好，并且为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我尽量以口语的方式来写，只偶尔流露一点儿学究气。

　　本书与所知的一些出色历史著述有所不同，它涵盖的时间包括现在，所以我特别花了心思来安排书中各部分的次序。联系在文化史中至为重要，因为文化是一张由许多条线织成的网；没有哪条线是独立存在的，也没有哪条线是在一个确切的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或政权交替这类事件发生的日期，被一下子切断的。通常被称为标志着新思想问世或文化方向改变的事件只不过是突出的标杆，而非界墙。在书中，我对这类事件时有描述，但各部分的划分并不取决于它们。各章节的划分是在重新思考过去，辨别出了最清晰的格式后自然产生的。它们由四场大革命所框定——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些革命彼此间隔大约100年，它们的目标和理想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撰写此书期间，朋友和同事们常常问我花了多少时间准备。对此我只能回答：我的一生。我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不同的时代和人物。在研究中，我发现了意外的新天地，得出了与一系列定论相左的结论。在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重温了我发表的著作后，我看到可以把我的发现串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里面介绍了原来湮没在历史中值得了解的人物，也描述了已知人物的新特征，并对人们熟悉的观点，尤其是对关于我们今天的成就和麻烦的历史来源的流行见解进行了重新评价。

　　我不期望读者会十分满意。谁也不愿意听到自己长期信奉的观点受到质疑，更不用说找出理由来为一条曾经被奉行而现在却受到普遍谴责的原则或政策开脱——比如君权神授或宗教迫害。在我们这个如此宽容、开通，而且意识形态如此厌恶暴力的时代中，如果想说明16或17世纪的时代特征有其道理，一定会触怒正直的人们。然而，如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之所以存在的道理，我们对现代思想和道德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

　　我并不赞成君主统治，也不赞成迫害他人或任何其他应该已被摒弃的恶行。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表示，我没有从流于现行的偏见。在争取达到历史学家的超然和同情的努力中，对付我自己的偏见就够我忙的了。如果像兰克所说的，每个时代在上帝眼中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那么在人的眼中它至少应当得到同情。

　　超然不一定意味着客观。每个观察家都有某种方式的偏见，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对偏见无法警惕，或者说所有偏见都造成同等程度的歪曲，或者说刻意控制偏见与对其大肆宣扬同样糟糕。比方说对艺术，发现自己的盲点就做到了“客观”，这是超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避免贬低那些无法引起自己共鸣的东西。然后还应把他人经研究做出的判断宣告于世。

　　因为我认为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和人物与以前人们所认识的不同，所以我必须偶尔以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并提出理由说明我为何持不同看法。我希望这样文责自负不会使一些评论家因此把本书定为“一本固执己见的书”。我要问，哪本值得一读的书不是如此？如果亨利·亚当斯只是对吉本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的话，我们也不会珍视他的作品了。

　　关于己见这个问题，威廉·詹姆斯思考后得出结论说，哲学家呈现给我们的不是对世界的转述，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同样，史学家提出的是对过去的看法。好的历史著作不仅合理可信，而且有无可争辩的事实做坚实的基础。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因人而异。看法就是通过排列事实的格式和其中的寓意来传达的。所有历史学家也正是以此种方式来补充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多读几位不同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历史的错综复杂。要想绝对准确无误地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恐怕只能求诸上帝了。

　　谈到寓意，需要在此说明一下书中使用的手法和符号。先说页侧引语的作用，这些引语是为了提供有关人物的“自我和声音”。它们就像杂志中常用的“摘句”——从文章中摘出来以吸引读者的句子。本书中用的不是“摘句”而是“补句”。插入引语而不加介绍是为了缩短篇幅，不用通常的“像伊拉斯谟给亨利八世的信中所说”、“马克·吐温谈到圣女贞德时说”这类字眼，否则引语结束时还要费笔墨收尾。我还利用这个小发明把不同的引语并列以达到对比和强调的目的。读者读完此书后会发现自己同时还欣赏了一部精辟妙语的选编。

　　同样为了简明起见，我用16C、17C这类字眼来指世纪中译均作16世纪、17世纪。——编者注。用早期、中期、晚期来更为精确地标明时间，尽量少用确切的日期，因为人物、著作和事件并非出现伊始就开始造成文化改变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手法是我使用的主题，即在一个时期内反复出现的思想和目标。思想在书中作了阐述，目标则寓于所叙述的事件或趋势中。以后我还会细述主题的性质和范围。

　　为进一步帮助读者一窥全豹，用附有数字的（＜）或（＞）号指示某题目初次提及或下次讨论的页数。为使读者从其他著作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启迪，我时时插入一句“参阅某某书”。这些书篇幅大多都不长。当写的是“可浏览某书”的时候，所指的是较长而值得翻阅的著作。我觉得这种参照方法要比通常在书后开列“供进一步阅读”的书单更为有用。这些书有许多不是近期出版的，但它们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丝毫不减。不像自然科学，越新越好。除了前边的一条脚注外再无其他脚注。

　　虽然我谈到本书内容时采用的是作者常用的第一人称口吻，但其实它是一种大协作的产物。我这一生中从他人的思想中，从阅读中，从老师那里，从和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以及陌生人的谈话中获益匪浅，领悟良多；去各处的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艺术家的作品使我自孩提时期就得到智力上的磨炼，享受心灵上的愉悦。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这来自各方的巨大恩惠简直使我承受不起。若要把这些给我以教益的人们一一列举，名单会有电话黄页那么长。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深深的感激之情。

　　机缘也是助我成书的一个因素：家庭背景、生活时代和出生地塑造和指引了我的写作；失眠和长寿这两个纯偶然的因素使得一闪即逝的见解有机会一次次重现而得以澄清确定。研究文化史的人最明白他不可能全靠自己取得成功或提出卓有新意的见解。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每个思想和行为都起源于你死去了或活着的兄弟们的行为”。他这句自我警策的话坦率地说明了他作为作者所处的地位，也确定了撰写历史著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