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文生之前，吴冠中、陈逸飞、罗中立等名家在油画民族性表达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王文生在他扎实艺术修养的基础上大胆地把前贤的探索更推进一步，穿越题材和技巧的表象深入到民族文化的山水意识层面，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哲人就同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希望从伦理层面达到人与自认的和谐，而庄子则把自然作为自由精神的栖息地，追求本体层面的天人相冥。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动荡使怀着儒家兼济天下理想的文人在现实中倍受挫折，这种反差使文人个体人格开始觉醒，在出处进退之际开始了对生命、社会甚至天地万物本体的思考，从而产生了深刻的人文孤独感。于是他们倾向道家的返归山水，从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中达到对现实的超越，为自己的精神找到归宿。当时融合儒道的玄学为这种隐逸情怀提供了理论依据，促成了山水意识的觉醒—宗炳的《画山水序》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於山水，质有而趋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 、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易几乎？”在画家眼中，山水为道的外在表达，文人隐居山水通过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去领悟道的精神，画家用笔墨描绘自然山水的过程也就是精神获得自由的过程，就如宗炳所云：“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深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从此，山水作为隐居者灵魂栖息地的文化意味与中国文人心态契合，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精神的形成，也正因为这种山水意识的影响，山水画从宋代以来日益成为文人画家罪喜爱的画种。画家们希望通过对山水的描绘为自己创造一个心灵栖息地，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云：“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王文生显然对民族文化深层的山水意识有着自觉的领会，他借鉴元代文人山水画典型的三段式平远构图，留出大片的水面和天空，配合浅绛式设色和对光影恰到好处地描绘，凸显山水自然作为可游可居的心灵归宿那种亲和、宁静、空灵和永恒，这正是中国山水审美精神的真谛。

王文生创作的这种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纯粹，而语言的纯粹归根结底是思维的纯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打破了一切固有的标准，艺术创作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去取向，且不说市场的压力，仅在艺术领域众多的艺术观念和流派艺术也使当今很多画家的艺术语言充满了功利性。因为急于表达某种观念或主题，他们的创作过程变成了对预先设定模式的图解，有的画家甚至过于重视观念而忽视了技术性造型能力，作品画面粗浅单薄显得力不从心。王文生的纯净首先就在于他对外在的压力似乎有免疫力，始终能够保持着平静而自觉的状态，不以某种观念或意义来束缚艺术语言。在人类日益凌驾于自然的时代，他选择了山水风景作为表现对象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纯净的超越性，这种思维的纯粹为他艺术语言的纯粹提供了最好的保证。王文生基本功扎实深厚，构图和色彩都立足于对物象的精准把握，这使他在创作时心手一致、举重若轻。他十分重视语言本体的独立价值，并不刻意要求语言服务于思想，也不斤斤计较于造型。他的画从构思到表现都是自然而然，画中色彩和笔触都充满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自由气质，这种纯净的艺术语言用它饱满的生命力塑造出了山水风景的空灵永恒，这正应了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所云：“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正是艺术语言的自由和纯净，使他的画充满了一种高贵而超脱的文化气质，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油画的民族性表达做出的巨大贡献。

王文生这种纯粹的艺术语言在当今油画家中是独具个性的，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观念或主题，一切毫不做作功到自然成。反观当今油画界的创作倾向，他的成就有着更大的警示作用—由于艺术标准的混乱，很多画家急于用作品表达自己的观念，忽略了技术性的造型，功利的思维成了艺术语言的牢笼，导致艺术语言的空泛和贫乏，画面成了粗糙浅薄的视觉暴力，加深了艺术与人的隔阂。王文生的创作思想保持着可贵的纯净，并没有去追逐某种观念而忽视基本功，他技术上的深厚功力使他在创作时游刃有余，成功地保持了艺术语言的纯粹。他的画从内到外都有着一种亲和力，让观者被愉悦的视觉体验带入画中，与画家一起分享那种宁静和永恒。王文生艺术探索的成功不仅是对艺术功利性的警醒，也向世人展现了油画民族性表达的一条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