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2011年1月9日—1月30日

展览地点：站台中国

策展人：毕月

承办机构：站台中国暨BAO工作室

艺术家：

8633 Link （北京），箭厂空间（北京）， Arthub Asia （Davide Quadrio乐大豆，曼谷； Defne Ayas，上海）， BAO 工作室（Beatrice Leanza毕月/李鼐含；北京）， 联合现场CAEP - Complete Art Experience Project （北京），ChART Contemporary/样板间 （Megan and KC Vienna Connolly凯茜&美光；北京），舒服组合 （上海）， 陈轴/李明/李然/鄢醒 （公司；杭州/北京），DDM 东大名仓库（郑为民；上海），Donkey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驴子当代艺术协会 （Michael Yuan/Yam Lau；北京），双飞艺术中心（杭州/上海），每个人的东湖（李巨川；武汉），掉队（陈昕鹏/董菁/梁硕/邵康/王光乐/张兆宏/周翊；北京）； Forget Art 艺术团体 （北京），Knowles Eddy Knowles 艺术小组（北京），家作坊（北京），金闪，小运动（策划人：刘鼎、卢迎华），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广州），耶 苏/苏畅 - 奶妈基金会 （Biljana Ciric 比利安娜；上海/北京），观察社（广州），Shan 工作室 （盛洁；北京），撒把芥末 Subjam （颜峻；北京）

第三幕：第三方 — 万岁！

“看来一个决定摆脱制约的艺术家，在他弄清艺术行为及艺术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清理这种之前，是不会实现他的抱负的。重要的并不在于改变语言，或使公众介入，而是要改变艺术关系中观赏与被观赏的关系。”

张培力——《艺术计划第二号的出发点》1988

展览“第三方”于2010年11月开展，该项目的设计本身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脚本式的、以月为单位依次展出的、且又互为关联的展览，并以其相互之间的叙事和审美事物的关系作为他们最终的调查研究对象。

从一开始，这三个展览实例所拟想的是以多重角度为出发点、灵活且开放式的行动为框架加上批判性的操作，同时，将这一切运用在中国语境下的视觉体验和概念性的结构上，并以此为基础去找到具有可替代性的、其他的结合渠道。

就如第一和第二桥段，它们分别攫取的关注点是“忠于自我的表述”和“见证/归档”，而第三部分和最后的展示装设所涉猎的则是“挪用的”(appropriation) 风尚，和推论式的“协作互动”移位。这三个主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以及选题后产生的作品，它们所针对的是俗世间的万物和物质彼此所对应的网格，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当代化”及其所涵盖的领域，并意欲成为一个有着广泛的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正反情感并存的归了档的材料。而在行动和世界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以及由此延伸到的艺术家和公众之间互为逡巡交互作用，它们的重要性，从人文学角度来说，是在主体叙事和集体构造两方面相互配置后所形成的特定作品。

“挪用”的不稳定性及其时不时难以企及的范式，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进程——一个有着传承性、却又毫无辩证法的进程，在一个表面上看来是无法协调的、不完整的、有着时代和地域烙印的十字路口，它踌躇不已。和西方现代艺术经典不同的是，它给出的是更多的解构和批判的潜在可能性。

无论是在体裁格式上，还是系统体系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们都常常用过‘挪用’方法代表着他们的社会政治评论和地区化了的历史相对论形式。离开一切可能的运用，在这个项目中，则视‘挪用’作为一个积极的、有着实际意义的促进力，通过依靠概念性影像及其注解的相互浸透，它们也应当根据上下文特定而详细的价值来确定其含义。

“第三方”展览中的最后一个桥段装置被称为“第三方——万岁！”这个被连字符分开的标题，其两个部分是为了用来增强整个项目内在本质所特有的渐进运动的循环性。和一个有着排他性序列因果关系的文艺写作不尽相同的地方是，“第三方”和战略协作是合二为一的，是对于存在和缺位模式的统一，是对于两者在距离和自我参与上的描摹。既不能算是尾声也不能算是一个被全盘认可的结局，对这个最后设定的实施并不代表某一个合成的时刻，更不代表是对过往决议的分裂瓦解；相反地，它是更进一步地迈向了另一个可交替的知觉背景——二者都包含容纳了上两个桥段的内容并继续将其扩大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第三方”毫无疑问是一个联展，是一个暗指，即便如此，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爱和局限性。

“协作互动”（collaboration）式的次元度的临界性，它延伸跨越了近百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长河，更涵盖了艺术和社会的相关范畴。尤其在有着西方历史渊源的阐释中，合作是与各种各样的定位和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经由概括式的泛化，且力争瓦解艺术家和观者、原创作者和看客之间的差距，紧接着就是要牢记内在的固有政治和自然对立的构造范围。

穿梭在所谓的社交红人的宗系中，关联式的实践练习，在艺术制造上更象是一种解构式的、宽广的合作冒险，这都是围绕着创作而进行的，如同一个对话过程或倾斜的定位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同一结果，促进一个由多人参与的和对积极的情感意图的表达和独立的思考，并有能力使现有的权利关系以及对作品有特定明确的的监控等的社会赞助者改变他们的倾向。同样的，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颠覆性的合作力量，它的重现是体现在对具有艺术性和知性探索层面的主体和客体上的，及其对上下文脉语境情况所作出的反应上，或在总揽全局的既涉及社会又涉猎了政治体系的定义上，从而表现出既不适当不充分却又简单且反应迟钝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广泛发生的经济不确定性贯穿了全球性的艺术产业领域，其严重的影响就是最终投向了以奢侈品市场为导向的产品输送，到有着共同轴心的“核心集团”，且释放出以艺术家和评论家欢腾庆祝“含量和质量”为主的传动体系的回归，以及改变长期以来依据无聊的商业生存能力和个人成功方式来进行甄别的模式。在能力允许范围内的协同互动和公共项目的内驱力，越发变成一个谦逊的代名词而非必要的奉献，并呼求新的概念性和实用性的事业保证，以此制定更为确切的对话，尤其是针对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和物质及短命的价值观两者的损耗有着共同之处，而实际上却又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的东西。回归平凡，恰如每日必修之课。而中国亦被证明并不例外，且又不得不再次游离在经费游戏和范例再现的不足和徒劳无功之上。

本次展览因此并不包含一切从属于“协作性的”或“交替性的”实践练习，以及针对此而将中国式的艺术词汇努力填入曾经的空白之处，以及一切的举动措施——恰如一个练习，会首先要求构筑一个建立在空间和美学基础之上的常规认知，并以此传递出正式的对应物的运作信息（在此，则不会为其他操作留有空间）。

相反地，“第三方——万岁！”是针对平凡领域的去粗取精的研究探讨过程，并将此发展转换成这个展览中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自我展示，一种在中国式的协同实践中对非正式实验趋势的聚合。

一个展示，一份档案，一次实验，加上各方的参与，这个展览利用了蜂窝状的系统处理体系，一个有着现场般逼真效果的形式，且借助了配套结构和工具两方面来为艺术家提供处置措施。以中国为基地的自发的/独立的艺术空间、艺术集体、社会团体、具体的项目团队，以及以艺术家在合作行为上的实践为基础，并应邀提出提案建议或可以说明他们作品的材料，特定语境的活动类型，以及在特殊背景下他们是如何了解并实现“与他人合作”的意义。展览并不仅仅是对之前已实现的独立且有主见的商业冒险或项目的一个展示。一个有着开放式水准的画面，其中每一个团体的参与过程，都有着正面的、真实的一面，也有着对概念和创意积极主动预发式的交流，而这一切都蕴藏在集体创作的作品背后。这个展览中的最后一章，它所显示的特点是以新的方式创作作品，加之由参与者提供的档案材料，都全然表现在现场表演中，是特定场地的装置、音响效果和过去两个月所展示的作品碎片的结合体。其中有些项目是即兴合作的结果，以此帮助人们对北京以外的世界可以窥见一斑；而另外一些作品的创作则是很明确地对此次展览本身做出的响应。

各种各样的平衡力量都从积极的一面激发了创作这里展出的作品的方式方法。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比起其惯有的历史前兆，它在政治上或颇有争议的既定系统方面，以及那些不能或不愿满足和适应它们的地方，仍然有着相差无几的响应性。对社会或美学常规所约定的挑战，以及对不同的举办地点和赞助者，改变了的特异性程度所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它们都有着深深的烙印。它们构成了一定的画面，其中依靠追加增补和集体化的战略，克服了概念上和材料来源等方面的个体极限，并且，通过将一个感知缺失或有着矛盾不一致性的场景变得生龙活虎来传递信息，而不只是简单地断然将其给解决掉。

“现在是结算历史遗留的债务的时候了，那种看观众脸色行事或供人观看的时代早该结束，艺术首先是艺术家，由艺术家交出了的权利应由他们重新去夺回。”（张培力，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