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张郎郎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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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国 | 时间:2017-07-04 10:32:16 | 文章来源:艺术中国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用来形容张郎郎再合适不过。他上世纪60年代将现代诗与画笔相结合,记录下了那时一个少年的纯真与理想,后因世事变故,他搁下画笔,甚至远赴重洋,数年前,内心的召唤使他再拿起画笔,续写少年时的梦想,这些画既是对父亲张仃“毕加索+城隍庙”风格的延续,也是对家人最好的怀念,同时体现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和赞扬。2017年7月8日,《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张郎郎个展》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开幕前夕,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艺术中国:“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展览是您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吗?题里我们能看到“童心”二字,您是怎么看的呢?

张郎郎:实际上我第一次正式办画展是四年前在798,那时候我在网上跟朋友聊天,大家说你是中央美院毕业的,那你画过画吗?我说画过,那你画张给我们看看。当时就画了在网上给大家看,他们说挺有意思的,那你搞一个画展吧,那次完全是匆匆忙忙的,大概也就20多张,做了一个简单的展览,等于是现在画展的预展或者是由头。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回国的次数比过去多,几乎每年都回,慢慢地自己想开始画画,为什么是“从心童画”?因为父亲过去一直跟我们说“我是一个小学生”,这有两个含义,第一是说艺术道路是无止境的,他永远是在探索,永远在学;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起点,所以一些大画家最后的画跟儿童画特别像,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人的社会性特别强,而真正的造型艺术,只有儿童最直接,这是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启发。

少年张郎郎(中)

这些画不是我现在开始画的,这个风格实际上是文革以前,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主要教设计,要带一部分学生到云南,就是丁绍光他们去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服装和色彩一下子给他很大刺激,他在那一上手,发现跟他原来喜欢的西方现代艺术和对毕加索的崇敬很契合,而且他发现毕加索跟中国的民间艺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毕加索加城隍庙”这种说法,后来大家说这是一种装饰绘画,但是从我们的角度说就是最让我们触动的。

那时我正好在中央美院上学,学美术史。当时我受父亲和丁绍光这批学生的影响,画了之后把自己的一组画装订在一起,起名叫《随梦录》,才敢拿给我爸爸看。我爸爸本来是不让我们学画画,认为在大艺术家家庭中的小孩画不出来,历史也确实如此。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没想到你也喜欢画,但是他说你画的这些得算“文人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画都有题目,都有寓意在里边,比如我画了关于一篇小说名叫“坦泰的钢琴”,坦泰是希腊神话的一个人物,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得不到发挥,最后他自己就好像在梦境中,旁边的大山都变成了琴键,他的手突然变成无限大,在那儿弹琴。我爸爸说我们画的是真正纯粹的绘画。后来他说因为你母亲是搞文学的,父亲是搞绘画的,所以你画这种画没准对你说来更得心应手。当时纸张什么不像现在那么便宜,父亲拿了几张大的宣纸给我画,我用一张整张的宣纸给父亲画像,是用现代的手法,并开始用广告颜色,这样它才有足够的颜色,鲜明的反差,看着过瘾。这个可能跟我一直喜欢西方的现代诗有关系。

张郎郎《往事》作于1967年  

60年代,张郎郎用红蓝铅笔和信纸画了两幅绘画,分别是《迷茫》和《往事》。后被范铸明先生保存下来。其中一张题为《往事》遗失于前文化部部长英若诚(英达的父亲)家中。

艺术中国:“童画”与“童话”谐音,一方面是说您跟文学的这种联系,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达了您在画面里面的某一种意境?

张郎郎:实际上我60年代的画作基本都散落了,所以现在一开始是在回忆当年画的是什么,但经过了这么多年,跟那时候已经不完全一样。从内心来说,一个是我要回归自己对美的感觉,所以说“从心童画”也是一个童话,所谓童话就是自己想象的是比现实更美的东西,还有两张是根据60年代幸存下来的小画,完全放成大的,在画的过程中自己觉得不是自我救赎,而是自我回归,画完那两张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又接着往前走。

我父亲画所谓“装饰绘画”这条路,60年代之后他不可能再画下去了,只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别的都被销毁,一直到80年代他再重新画画的时候,就改画焦墨了。王鲁湘、李兆忠等评论家说他的艺术道路另辟新径,过去那条路戛然而止,他的学生,包括丁绍光等,都觉得如果我父亲一直沿着这条路画,可以走得更远,虽然他有毕加索的影子,也有城隍庙的影子,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并不是很勉强,而是非常自然。虽然80年代像黄永玉等一系列的大家,也在走这条路,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千姿百态。因此我还有一个心意,就是我在60年代我受父亲启发的那条路中断了,现在我正好退休了,我可以接着画,这四年我一直在沿着这条路画。

艺术中国:对于“从心”,一个解释就是您从自己内心出发,不是跟随某个流派或者说限制于规矩,还有一个谐音就是“重新”,您的想法是什么?

张郎郎:它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回来以后看了我父亲的画在拍卖,我也常到美院和清华美院看展览,有时候我替他们惶惑,因为不是说年轻人沉不下来,而是整个的绘画市场和绘画理论也太复杂了,所以都无所适从。永远这样的话,路就更难走,艺术家不应该跟着市场走,也不能跟着博物馆的需要去走,虽然从你的心走出来的东西可能被认识,也可能不被认识,但总是你自己的东西。

张郎郎(中)与父亲张仃(左)、母亲(陈布文)

艺术中国:除了您在60年代被张仃先生的画作深受影响,他日常的一些艺术熏陶,对您是不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郎郎:对,因为我父亲喜欢毕加索,所以我在延安生下来看见的第一张画就是毕加索的画,后来一直到东北、北京,在我上中央美院的时候,我父亲从巴黎回来,带回了大量的西方的画册,包括毕加索、马蒂斯、莫迪利亚尼等。当时看画实际上和现在不一样,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划分的那么清楚,不管是古典的、现代的,还是中国的、外国的,比如说齐白石、李可染、林风眠,包括毕加索、戈雅等,每张画我们认为它好,一定是被感动或跟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共鸣,都是完全从这个来看。这些画家里我最觉得跟自己最近的就是毕加索、莫迪利亚尼。我父亲对我最大的鼓励是我画的他那张像,他并没有说多好,而是说虽然你在美术学院进行了基本训练,但是你的线条还是很生,这很不容易,线条熟不是一个好画家,生的线本身有自己的生命,没有力量的话,是站不住的。

艺术中国:在60年代,您的很多画作与您喜欢现代诗有怎样密切的联系?

张郎郎:因为我当时喜欢麦考斯基早期象征派的诗,还有西班牙的洛尔迦,在他写的那个诗里面我可以读到画面,像洛尔迦有名的“黑小马大月亮”,另一句是“红月亮,黑小马”,实际上应该是马比月亮大,但是在他眼里是月亮比马大,这些画面会让你有很丰富的艺术想象。

在60年代,除了给我父亲的,我自己也画了很多画,比如说像高尔基写了一篇小说《丹柯》,就是讲一个名叫丹柯的人,最后他为了让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把他的心拿出来,变成火把,举在手里,我觉得这特别有画面,就把它画出来。别人说你为什么非得画这样的?我说这本身能感动我,光让我画一个静物或一个山水,对我来说不能感动,但是我看我父亲的焦墨,像《巨木赞》、山水长卷等,一样能感动人,关键是你在画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被感动了。

当时在巴黎的洛东达咖啡馆的时候,毕加索也跟波德莱尔、爱略特这些现代诗人在交叉之中,他的画对他们的诗有启发,反过来他们的诗对他的画有启发,所以我觉得我的画画和文学是分不开的,所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说还是算“现代文人画”,但是这个跟咱们现在流行说的文人画不是一个,这个叫法是为了说的方便,并不一定符合美术史的叙述。

张郎郎 《海默印象》

艺术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之后到2004年首次在798尝试做展览,这40多年中您有没有继续画画?

张郎郎:我一直在画画,不过后面都是属于一种习惯。这些年我在国外教书,时间比较紧张,不可能有条件画大画,也不可能在一张画上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就用圆珠笔、铅笔、钢笔随手画。我北京四中的同学,都知道我那几年差不多都在画画,在课本上每页全画满了,实际上就是自己为了好玩,而线条如何堆积出一个形态,这是一个自己的过程。

艺术中国:这些随手画的风格跟60年代是一脉相承的吗?

张郎郎:对,一脉相承,而且是一个自我的发展。我父亲画的这类画现在没有人在画,我试图再继续,也许我是最不专业的一个画家,但是我至少是一个志愿者,有热情往前再推动,也许美院的年轻人受到影响之后,没准儿可以画的更好。

艺术中国:在国外的这么多年,在国外博物馆中看很多的原作,对您是否有影响吗?

张郎郎:有,我差不多20年一直在华盛顿,那里有很好的博物馆,而且有很多我喜欢的画家的原作,给我的震撼第一是保存好,第二是颜色这么鲜艳、厚重,第三是发现毕加索几张特别鲜亮的画,实际上不是用油画画的,而是用油漆画的,这就给我一个启发——最关键的是最后的效果,前面的手段不重要。

张郎郎作品

艺术中国:在您的作品中,除了一些文学性的绘画,也有像李兆忠先生所说,包含着“主观思想和客观现实碰撞所产生的灵魂之光”。

张郎郎:对,像《红与黑》实际上我是受王鲁湘一篇文章的影响,他说我父亲这一生一直是在红与黑之间纠结,我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有两个纠结,一个是文学和美术的纠结,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纠结,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态将它们融合,所以我写东西也可以有很多画面,在画画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多寓意,把它划分是理论家的事儿,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出来自己喜欢的东西;另外一个纠结就是,我生在延安,一直是红色的家庭背景,另一方面,我生活的经历又特别坎坷,是一条黑线,所以纠结在一起。但是也可以让它们相处,就把坎坷的经历变成一种财富,把红色的线变成可以推进的正能量。从这个角度说,人生实际上也是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条件,怎么把这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线条,在一个有效的情况下组装起来,可能就是属于你的一张人生的大画。

艺术中国:在《红与黑》的画面里有一个小孩,是代指您自己吗?

张郎郎:对,这个小孩的灵魂和精神在其中无所适从,但是也有好处,实际上灵魂可以漂流其上,就是你不要纠缠进这两大块,是可以飘逸出来的。

艺术中国: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一种智慧。

张郎郎:对,我母亲小时候就给我们讲,在你遇到特别痛苦或者特别愤怒而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时候,你不要去挣扎,不要去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灵魂出窍,你出来反观,那时候你会很平静,因为历史、社会就是这样。

张郎郎作品

艺术中国:您的人生历程是很曲折坎坷的,但是在您的画面中,看不出任何愤怒或仇恨,反而是充满童心和阳光的,您自己是如何看的呢?

张郎郎:这跟我现在写的几本书是一样的,因为我把自己拉远一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实际上一生中可能有高升,也有降低,有反复的曲线,我只不过是曲线比别人的幅度更大,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占很大便宜,别人没有机会有这样极端的感受。我在文学上讲故事的时候一定尽量让自己以第三者的角度平白直述,讲当时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事实,因为根据罗生门,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至少你不要把自己卷入进去。我画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我只画我自己觉得美好有趣的,让我激动的,有悲伤、也有欢乐、也有沉思,但是不要把特别负面的情绪和所谓“丑的美”表现出来。

最近几年我去798、宋庄,有时候觉得它们很有探索精神,但是有的画的我实在不能看。我不能说我画的好,至少我得让人家觉得这个画看着还舒服,这是我对美术的理解,因为我们画的是美,所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不能把自己心里边的仇恨愤怒全画进去,但也有的画家愿意这么画,画好了也不错,但是要画好不容易。

艺术中国:60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风格并没有延续下去,您期望您的展览能够给人们提示一些什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张郎郎:我觉得这次在清华美院办展,最后能够被批准,已经很荣幸了。因为我不是一个绘画系的毕业生,也许画的画还能看,就被同意了。从我的角度我希望就是有学生或者别的画家,看了以后可能按照他的风格和技巧会解读得更好。我第一次办展以后至少得到一个效果,就是我的同学说咱们美术史系的人也可以办画展,至少真正愿意好好画的人会多一些。我这么大年纪开始画画,第一并不是想以此出名,第二不是希望以此养家糊口,没有这两个,就可以真正做到纯粹从内心为艺术而艺术,从心而画。

艺术中国:反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么多年您都没有选择别的绘画方式,一直这种现代的而且具有文学性的方式?

张郎郎:我有一个阶段也画水墨,但是我觉得水墨和我的性格和审美理想不一样。我在普林斯顿当访问学者之后,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时候在我在纽约有一个做艺术交易的朋友吴尔鹿,他看了我的画,说你就当职业画家,我来代理,还给我弄了画室,买了画布和大量的颜色。这时候突然康奈尔大学通知我可以去教书,我还是“目光短浅”,因为当时还有我女儿正在上学,我卖画能不能谋生还是一个问号,但是去教书至少可以养家糊口。如果我当时听了他的话,没准儿我可以画得更早,自己就变成一个职业画家了,等这次我跟吴尔鹿说我开始画画了,他说你别跟我说,那个时候我还能做,你现在这么大岁数,怎么做啊?

张郎郎在香港画室

艺术中国:这种风格跟您遗传自父亲和母亲的职业道路,以及您本身对二者的热爱是有直接关系的?

张郎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画这个风格,我兄弟姐妹看到后都特别理解,因为当时我们家最有意思的游戏就是在家里办家庭杂志,我在家庭杂志画的就是这个风格,现在把它画成大的,再往前发展,颜色更好,他们会很高兴,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对我母亲和父亲纪念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艺术中国:什么是家庭办杂志呢?您能否介绍一下?

张郎郎:实际上就是手抄本,读者是家庭的成员,以及朋友或者朋友的孩子,传完了一圈之后又还回到我们家,画画也行,写文章也行,把它钉在一起,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

艺术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您的作品充满生命的冲动,青春的活力,直到今天您依然是希望把正能量表现在画面上,这反应了您对这个社会、人性怎样的认识?

张郎郎:真正的原因是我从小受家庭影响,包括后来在美术史系,也学了很多关于美的内容,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美?”我曾经有个同学从他的角度说美就是生命力,表现出生命的美好和对生命的渴望。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人都不能永生。我的画,一切都是让人家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给郭路生(食指)写的“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实际上是我自己的座右铭。我还是会沿着这条路再走。

简 介

张郎郎,1943年11月生于延安,作家、画家、老师。 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 《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 《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 《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 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绘画作品:《心中的莲花》、《红与黑》等。 著作:《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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