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天堂鸟：丁绍光艺术范式》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这本书是画家丁绍光的第一本传记，写作历经十余年，编辑过程近三年，作者胡笳用故事的方式把丁绍光的人生历程写出来，同时包含着丁绍光的艺术思考和主张，并配以精彩的作品，可谓是深入了解丁绍光传奇人生和艺术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资料。艺术中国对丁绍光先生进行了现场专访。

丁绍光 《鹤与阳光》

艺术中国：这本书取名《天堂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丁绍光：书的作者（胡笳）选择了天堂鸟（英文为 Bird of Paradise），以前我看有个美国人写过一个传，就叫《艺术的乐园》，也是用的这个词，包括好多日本一些作家也用这些词，因为在我的画里头没有表现苦难，更多的是表现真、善、美，可能和这个有关。

艺术中国：近十年您在做什么？是否通过这本书对读者有一个传达？

丁绍光：我想这本书实际上从写作到现在不止十年了，最早他曾经到美国采访我，采访我还不是最主要的，他采访了很多很多的画家，包括我的画商、经纪人等等，他都做了采访，最近他又加了一些东西，就是我这十年自己的想法。这十年应该说是我这一生画画最少的时候，我觉得更多地在思索，刚才我也讲了，对自己过去我基本上抱着一个否定态度。到美国的第三十年，我曾经画了两张画，一个叫《三十功名尘与土》，一个叫《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觉得是一种象征，从中国到美国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已经过去了，应该抱着一个否定态度，能够重新开始。我现在考虑的比较多的是能够跨行业，和一些建筑进行结合，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建筑设计，例如一些彩色的大型彩色玻璃镶嵌作品等。除此之外，我会在抽象绘画的路上做一下尝试。

丁绍光 《仲夏夜之梦》

艺术中国：您提到“装饰”本身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您对于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怎么看呢？

丁绍光：我觉得我所走的基本上以民族民间的艺术为主，我老说要写一本没有人名的美术史，实际上主要是强调民族民间艺术，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中流砥柱，包括像三星堆、马王堆、一直到敦煌、麦积山、云冈……这样一批没有留下作者名字的艺术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艺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西方的震撼也特别大。比如最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秦汉艺术展，短短一个星期已经有10万人了，还有敦煌的两个洞窟到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那可真是人排长龙，那真正是打进西方的，没有任何人做什么宣传，就是一种震撼。

而我们当代活着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能够真正被西方这样接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怎么走，的确值得每一个艺术家去探讨，而且要提出一个方案。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我觉得应该开展一种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另外应该研究一下现代美术运动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在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概括讲，我们以前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部分还是西方的。我在国外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问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说一百个西方文化名人，我看大部分人能答出来，而你要让美国人说一百个中国名人很难，应该说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更多。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文化里头很多精华的东西应该让我们年轻人真正去继承，人很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有思想，而不是有知识，有思想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才能立起来。

丁绍光 《湄公河上》1987年

艺术中国：您的公共艺术作品与绘画在风格和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您的作品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丁绍光：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人类以希望。以前在学术评论上，我觉得更多的都是讲矛盾、斗争、冲突，和谐这个词很少见。大家都认为真、善、美是老生常谈，但永远是艺术永恒的题材。它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有些艺术家的题材是永恒的，像母爱、父爱、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爱等等，像这些题材可以挖掘地更深一点，会打破空间时间和民族的界限，而且很多人都可以理解。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给人一些正能量，令人向上，人类还应该是有希望的。

艺术中国：这本书的全名是《天堂鸟：丁绍光艺术范式》，“范式”这个词该如何理解？您作为主人公如何评价这本传记呢？

丁绍光：范式我觉得是提的很好的，不过我觉得自己有点惭愧，还达不到“范式”这种水准，范式是带有一种指导意义的，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我会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每一个人要是写的有血有肉的话，都是有很多的缺陷的，这些东西好像写的少，更多的以歌功颂德为主，我觉得应该把我的矛盾、做的不足，都应写出来，恐怕这得将来自己写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在艺术的追求当中我有很多的惭愧，包括像金钱对我的诱惑，到美国以后有一段时间卖画卖得很疯狂，有的时候是一年3000万美元的收入在报税，像这样东西我觉得应该自己应该抱着忏悔的态度。

丁绍光 《生命之源》大型玻璃壁画（局部） 上海文化广场地下音乐厅 2011年

我在纪念老师张仃过世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92年第一次回中国，展览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即国家博物馆），晚上开了个宴会，当时中国画家还都比较贫困，当时先在小宴会厅，然后我的哥们和同学就都找我，问“怎么不请我，你都请的是当官的、有名的人，我们都不能来”，我后来就扩大，说谁愿意来谁来，最后一直扩大到国家宴会厅，进去以后给我很大的震撼，全体老师都站起来，都是老先生，我是非常难过，我就觉得我这事儿做错了，特别像祝大年眼睛里都流着泪了，我赶快把他们一个个按着坐下来，说你们永远是我老师，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去见张仃，张仃就问我画怎么卖，我当时突然感觉好像卖画很丢人，在国外的时候没这感觉。

后来有很多因素，让我觉得要从这里面跳出去，到底是要富还是要贵？如果要做个精神贵族的话，不要受这种诱惑。我觉得这种诱惑很厉害，虽然很多老同学说老丁没变，实际上没变吗？我自己的答案还是变了。开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租个房子都很困难，坐出租车到我妈那，她不接我，我还真的是去不了的，到后来我觉得我能够卖到100万就停了，开始画我自己的艺术，我就没做到，后来说到500万吧，500万也不行，所以金钱的这种诱惑对很多艺术家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奉劝大家注意不要物质上富有了，精神上越来越贫乏，这恐怕是很危险的。

丁绍光 《丝绸之路》

艺术中国：您一直提到中国与现代主义的擦肩而过，今天我们的艺术创作应该注意什么？

丁绍光：我觉得第一要跟上潮流，中国画里有一句石涛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叫“笔墨当随时代”，这时代真是一日千里，如果不了解整个世界的局势，跟不上潮流的话，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流，我觉得我们应该想的更深入一点，这个根源从哪里找？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当中可以有些启发。另外我觉得还要对现代科技和全世界整个艺术史有了解，这样慢慢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一定会起来，这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五座大山最难爬的还是文化大山，这些东西不是可以强加于人的，不是经济就能解决的。艺术史上经常有这样，像中世纪是人类最苦难的时代，之后就出现了米开朗基罗，所以文化的现象和经济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而在于你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你付出的这种精神和灵魂上的东西。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现代画家应该好好考虑。（采访/ 许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