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建立中国支点 构建和谐世界——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下）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自2003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双年展之一，也成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双年展之一。本期艺术沙龙我们邀请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会召集人陶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会召集人王镛，共同就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诞生、发展与未来展开对话。

传播匹配大国的主流国家形象

艺术中国：首先，双年展是20世纪以来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大型学术展览形式，如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促成了北京双年展的诞生？

陶勤：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际社会其实有了解中国当代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的愿望。艺术是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形象很好的载体。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举办的展览呈现的中国面貌往往是片面的或者有失偏颇的，这说明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个表现中国现实的西方标签。我们如何以主流美术的形式真正地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我们有必要把中国的主流美术置于一个国际化的界面，在国际的视野里，真正地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而双年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从2002年开始提出立项，2002年9月18日下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美术史意义的下午。因为我们立项成功，国务院已经批准我们可以在2003年举办双年展，所以那天下午，我们举办了首届北京双年展的第一次策划委员会会议。那天下午的讨论足足有四个多小时，最后确定首届北京双年展以绘画和雕塑作为展品的主调，并把“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作为主题写入展览。这两项都被写入了章程，也弘扬了我们的审美价值观。经过这些年的运作，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王镛：实际上自1895年威尼斯双年展创立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很多国家都在举办双年展，这成为了一种风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也在举办双年展。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在世界艺坛上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2002年1月，我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靳尚谊先生一起到孟加拉国参加第十届达卡双年展。当时我们感触很深，孟加拉国很小，又不是很发达，都能够举办十届（20年）双年展，达卡是孟加拉国的首都，而我们中国的首都北京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双年展。当时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艺术家都问我：什么时候你们北京办个双年展我们也能去参展呢？回来正好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之间举行了一个春节座谈会。当时我就提出来，中国应该扩大文化交流，比如举办北京双年展，结果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同志特别感兴趣，说“我们陶勤也早就有这个想法，在前一年就提出要办一个北京双年展”，叫我赶紧写一个报告。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关于筹办中国北京艺术双年展的可行性报告，当时叫艺术双年展，后来还是觉得在中国“美术”这个词比较流行，就叫美术双年展了。报告给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就批下来了。当然这个是经历了一个很复杂很艰难的申报过程，刘大为同志为申报这个项目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怎么想的呢？我们就想，中国现在经济上已经开始崛起，那么文化也应该相应地崛起，或者说文化也应该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报告就强调了举办北京双年展的世界文化战略意义。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当中，中国尽管经济上已经很繁荣了，但是在文化上声音还比较微弱。鲁迅当年就讲过，他认为是“无声的中国”，就是在世界上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我们举办这个展览希望在世界上能够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们作为东道主，邀请世界各国到中国来办双年展，就可以体现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能体现出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保守的国家，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国家。

我们第一届双年展能够邀请到45个国家，这跟陶秘书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且后来第6届北京双年展的时候到了96个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参展国的数字目前是世界第一的

艺术中国沙龙现场

构建和谐世界，以学术主题引发人类共鸣

艺术中国：第一届的主题叫“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是世界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主题是怎么提出的呢？

王镛：这也是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双年展的主题现在看来很重要，但是早期都是没有主题的，到了20世纪中期，才树立了主题意识。我们在讨论主题的时候希望能够体现北京双年展总体的策划思想。当今时代特别提倡创新，包括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我们的创新规定了一个当代性，一个地域性。当代性主要是指国际性，当代国际艺术的共同潮流或者趋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地域性，即文化的多元。我们现在虽然经济全球化了，但是文化不应该一体化。在当代性中我们兼顾了国际艺术潮流和各个国家、地区的艺术特色，反对文化一体化或者西方化。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促进当代国际艺术的多元发展，这也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

艺术中国：首届北京美术双年展筹备组织时，各个使馆的反应是怎样的呢？陶秘书长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

陶勤：说实话我们第一次做北京双年展的时候，包括刘大为主席都特别担心外国艺术家不来参加，所以我们几乎是每个使馆都走到，结交了很多外交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推出北京双年展，不光是要在国际艺术界发出声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为人民外交做出贡献。所以我们在跟这些使馆联系、沟通的过程中，让他们对我们的章程和主题产生共鸣，然后他们会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国内的外交部、文化部，然后再通过文化部下达给艺术院校、美术馆以及美术团体，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无形地帮我们做宣传。所以北京双年展应该说是中国美术的国际大公关。十多年来成果很显著，如果没有国际公关在后面，不可能从45个国家逐渐发展到96个国家。因为参展国数量的增加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的提升，它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中国美术的国际号召力越来越强大了。

艺术中国：从第一届的主题“创新、当代性和地域性”一直到“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以及“色彩与奥林匹克”、“生态与家园”、“未来与现实”、“机遇与梦想”，包括我们这一届的“丝路与世界文明”，北京双年展的主题是基于怎样的学术判断和价值关怀？

王镛：北京双年展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构建和谐世界，这是我们几届双年展下来的共同理念。在这些主题当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色彩与奥林匹克”，当时我们提的“色彩与奥林匹克”不光是要表现体育竞技，还要表现体育精神。就像当时北京奥运会提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是通过色彩来表现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体育来提升精神道德的思想，这届展览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届。

还有一届就是“生态与家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届展览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主题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关注。生态问题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光是自然家园，还有精神家园，这确实引发我们很深刻的现实思考。这届双年展外国艺术家参展非常踊跃，所以展品的质量也比较高，出了很多感人的作品。再比如“记忆与梦想”。记忆，主要是历史的记忆，尤其去年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这激发了很多艺术家反思战争、呼吁和平等感人的情感。

总的来讲，我们的策划思想都是围绕构建和谐世界这个理念来的。这个理念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我们之所以一直引起世界各国艺术家的关注，不仅仅是我们采用绘画和雕塑这种展陈的形式，也是因为我们的策划理念符合人类追求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陶勤：我们在走访使馆的过程中，首先就要跟对方解释展览主题，只有对方认可主题才会把信息传达给国内。主题是我们的一面旗帜。我们在策划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主题的延展力度要大。因为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让外国艺术家进行与己无关的命题创作。我们希望以全球的关联性来引发人类的共鸣。这几届展览办下来都是非常成功的，也体现了我们集体策划的智慧。像“色彩与奥利匹克”那一届，挪威王后参观后觉得展览非常精彩。“生态与家园”则表明了我们中国艺术家的艺术担当，要用艺术的形式来告诫全人类我们生活的地球面临的危机等。去年的“记忆与梦想””也跟当下热议的中国梦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既有时代性，又有国际性，尽量不给艺术家束缚，又能引起很多共鸣。所以这些主题得到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呼应，从外国艺术家的创作题材，甚至从他作品的标题和说明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他是认真地阅读了我们的主题的，因此主题也是阐发我们文化主张很好的载体。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会召集人陶勤

世界绘画与雕塑的“中国支点”

艺术中国：刚刚有提到，绘画和雕塑是北京双年展的主要作品形式，多年来已成为北京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从学术的方面来解读，为何选择了这种方式呢？

王镛：绘画和雕塑是比较传统的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绘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绘画和雕塑也是主要的艺术形式，而到了现代以后，尤其是后现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所谓的“艺术终结”，传统的艺术形式终结了。绘画和雕塑在国外的双年展中不占主要的地位了，取而代之，主要是装置、影像、新媒体等等艺术形式。我们最初举办北京双年展的时候，大家都讨论了这个问题。

首先从绘画、雕塑本身来说，它并没有终结，并没有穷尽其所有发展的可能，并没有过时，还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可以产生新时代的精品。再者，从中国美术界的现状来讲，我们主要的艺术创作形式还是绘画和雕塑。我们的审美价值判断，或者说艺术评价体系也比较适合绘画和雕塑，绘画和雕塑的评价体系在中国比较成熟。相对来说，装置、影像的评价体系还不太成熟。不光是中国，国外的评价体系也不成熟，没有大家公认的装置艺术评价体系，随意性很大。所以对于北京双年展来讲，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形式，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美术界的现状，也是符合当代艺术世界的整个发展趋势的。

这些年我们去国外考察，有些双年展开始出现绘画回归的迹象。我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销拜见他们的艺术史系主任惠特曼，我说是不是现在绘画都已经终结了，主要就是影视和装置了，他说不是，绘画正在回归，而且他的判断基本上和我们一致，认为绘画雕塑并没有过时。这种形式给它注入新的精神，它同样是一种创新。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

还有一个方面，现在世界各国很多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在新艺术形式的影响之下，都处于边缘地位。虽然他们画得很好，但是没有市场和展览的机会。北京双年展以绘画雕塑为主，等于重新建构了一个绘画、雕塑展示的中心。这些被边缘化的绘画家和雕塑家重新找到了这个中心，所以他们对北京双年展以绘画、雕塑为主的形式非常认可。很多的外国参展艺术家说北京双年展这是当代世界绘画雕塑的中国支点，这个评价非常高。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限于发展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世界当代艺术也是一种引领和促进。

陶勤： 王镛先生提到了“中国支点”，这个话是瑞典艺术家说的，他说“中国为世界艺术建立了一个支点，使倾斜于美国的全球当代艺术渐渐趋于平衡”，这是北京双年展对世界的贡献，我想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第一届北京双年展开幕后，一个芬兰的女记者采访刘大为主席，她问：“世界上的双年展大部分展示新媒体艺术、观念艺术，北京双年展还强调绘画和雕塑，会不会怕被人家说落伍？”刘大为主席说：“大家说艺术作品都要追求个性，那么艺术展览不需要个性吗？”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展示新当代艺术的双年展了，如果北京双年展再做，那肯定淹没在里面。中国艺术的特长是以绘画和雕塑为主的架上艺术，我们若真的亦步亦趋去展示新的当代艺术，那就真的是不会有太大价值，也没有这么多人来响应。

现在看起来，世界上从事绘画、雕塑的艺术家其实是很多的。我们做过一次调查，大约是20%—30%的艺术家在从事新媒体艺术创作，70%—80%的艺术家都在从事传统艺术创作。虽然国外的美术馆或艺术院校推崇的是新艺术，但真正喜欢从事传统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占大部分。有些是游离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当他发现了北京双年展之后非常兴奋。所以我们的参展国家会从45个发展到96个，其实是艺术家们觉得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圣地。有许多艺术家做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因为他认可我们的平台，比如这次的埃及艺术家，他就主动把我们的英文版章程推送到他的Facebook上，马上吸引了几百个粉丝。还有许多艺术家都纷纷说：咱们去参加北京双年展吧，那个双年展跟别的双年展都不一样。这就说明世界需要北京双年展，强调绘画和雕塑的当代形态。我们是在创新，激发传统艺术的当代生命活力，解决所谓的绘画灭亡论的世界性问题，这是中国美术对世界艺术的一个贡献。

坚持尊重与维护文化多样性

艺术中国：从参展国家的数量上也看到了各国的响应程度，首届45个国家，去年是96个国家，明年可能要超过100个，您对各个使馆的反应是最了解的，有什么故事吗？

陶勤：其实创立北京双年展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要促进亚非拉艺术的协调。我们在选择参展国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老盯着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美术绝对不会嫌贫爱富。其实在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而且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大展，但中国尊重他们，包容他们，所以他们非常踊跃，参展国家才会不断地增长。

有一届我记得非常清楚，本来是两年一届，但那届我们跟全国美展重合了，所以我们推迟了一年。当时就有使馆主动来问我们，说“国内文化部给我们发函，说北京双年展应该是两年一届，章程应该出来了，为什么没来跟我们联系呢？是不是这届不要我们参加了？”我听了后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我们已经吸引了定向的关注，而且这个定向关注的群体不光是国外的艺术家，已经是国外的文化和外交政府机构了，所以北京双年展是人文外交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威尼斯双年展的规模比我们大很多，但是参展国没有我们多，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普遍地尊重各国的当代艺术。北京双年展最大的功能就是取得了中国美术跟世界广泛平等对话的平台，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艺术中国：北京双年展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平时很少关注的国家的当代艺术，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作品里，有没有一些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王镛：发展中国家的艺术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多多少少都能够体现他本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点我感触特别深。像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如墨西哥、秘鲁，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从根源上和玛雅文化、神秘主义是直接有关的。哪怕是表现一个很自然的场景，都有一个象征意义。其他各国也都是这样，包括造型、色彩、构图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本土传统文化的气息。这么多届双年展下来，每个国家的作品都是不相同的，都有本国的特色。在这点上，我们实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多元共存，和谐发展，文化是多姿多彩的，绝不是单一的。

陶勤： 中国是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发起国之一，维护文化多样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前卫艺术可以说是一统天下，实验艺术完全盖过了传统的架上艺术，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有位法国艺术家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味求新求变的前卫艺术面临着一些危机，他说：如果艺术要保持生机和活力，就要抛弃这种不顾一切地追求新奇的做法，因为这样容易变成一种观念滥用和语言滥用。可以看到，有些过火的行为艺术已经完全突破了人的审美底线，如果我们不加以反驳，那就没有我们存在的意义。北京双年展坚守住了传统艺术的这块阵地，又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所以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会召集人王镛（右）

第七届北京双年展——用艺术发现世界文明交流的惊喜

艺术中国：明年第七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提出的主题是“丝路和世界文明”，这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下各国的文明交流现状一定有密切关系，这一届的主题是如何诞生的？

王镛：“丝路与世界文明”也是经过策划委员会的多次讨论，大多数策划委员不约而同地提了“丝路”这个主题，后来大家就“丝路与世界文明”达成了一致。因为丝绸之路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海上丝绸之路辐射的范围更广，它是一个世界文明的道路。丝绸之路不光是国际贸易往来，更重要的是国际文明交流的渠道，世界文明在丝绸之路上汇合，通过文化交流产生了新的文明、新的形态，丰富了整个世界文明。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主题一方面是呼应了中国政府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另一方面充分地尊重了艺术自身的规律，并不是图解“一带一路”倡议，而是要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丝路与世界文明交流的主题。

陶勤：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可能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可以说丝绸之路是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我们推出“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的主题，当然也是呼应了习主席“一带一路”的号召，因为“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先行。我们在考虑主题的时候，也想到丝路沿线国家只有60多个，但是我们第七届参展国的目标要突破100个，所以我们把丝路和世界文明并置，避免了非沿线的国家不来参展。

我们认为丝路是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我们希望通过这届展览，多多挖掘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其他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或者是其他文明彼此之间的影响。所以希望这届是发现更多奇迹、更多惊喜的展览，不单具有当下性，还具有文献性，可以产生很多视觉贡献，是一个发现的展览，发现中外交互的关系，发现艺术创造可以突破无穷的时空限制，所以我对这届展览非常期待。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走访使馆，应该说第七届的组织工作超过了任何一届，我在走访使馆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首先，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外交官对“一带一路”不了解的，而且了解得很深刻。比如印尼使馆的文化参赞说：“习主席就是在我们印尼提出的要建海上丝绸之路”。罗马尼亚的文化参赞说：“这届的主题比你们往届的主题都好，因为更好地阐释了艺术和平推进人类文化共同发展。我们罗马尼亚有一个人早在康熙时期就作为俄国的使者出访了清朝，并回国写了著作，其实他也是东欧的马可波罗”。这些发现都让我们觉得很欣喜。

叙利亚的大使讲了一个故事也很令我感动，他说十多年前他是叙利亚驻美国大使，他非常热爱文化，有一天他拿着叙利亚的艺术资料到纽约曼哈顿一个很著名的画廊去，想推荐他们国家的艺术家展出，画廊老板说：“叙利亚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可能要在我这儿展出很难吧。”没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但是他把一张叙利亚当代艺术的光盘放在桌子上了。过两个小时后他接到那个老板的电话，说：“大使，你真的确定这个光盘里面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你们叙利亚的吗？”他说：“那当然啊。”老板说：“如果是，那就太惊喜了，我一定让他展览。”这个叙利亚大使说，我过两个月回国述职，我就把发动艺术家参加北京双年展作为述职的一个任务，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战乱国家的外交官他们也都非常地了解文化对他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多么的重要！

艺术中国：我们了解到7月举行的第七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创作研讨会开得非常热烈，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思路提出了哪些意见，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哪些借鉴之处？

王镛： 当时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而且和一些艺术家本人进行了互动。总的意见是大家基本上能够扣紧主题创作“丝路与世界文明”，但是个别的作品还有图解的痕迹，希望“丝路与世界文明”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去描绘古籍，古代的遗迹、风景，而更多地应该注入人文色彩，把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充分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和那种图解式的作品拉开距离，要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

再者，丝路不仅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所以应该把文化交流作为重点表现题材，不仅是物质文化的，更多的是精神文化，比如宗教、语言、文字、绘画、雕塑等的交流。我主要研究印度美术，实际上很多印度古代雕塑、佛教艺术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中国的很多艺术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所以丝路的创作思路很开阔，不要限于紧紧描绘贸易、古迹。

还有就是“丝路与世界文明”不是仅仅创作古代的文化交流，还应该表现当代人民的生活，包括丝路沿线乃至整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现状。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恢复古代的丝路，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带。这样的话，题材就会更加宽泛。有些表现当代生活的不一定是直接描绘丝路，但是它是当代在丝路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成果。所以我们在阐释主题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表现丝路精神，就是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精神。丝路上留到今天的还是精神文化上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四大发明、西方很多的优秀文化产品。

很多艺术家可能对整个丝路还不是特别熟悉，北京双年展办公室就系统地梳理了丝绸之路古代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相关的文献、图像资料供艺术家参考，但也不是说让艺术家简单地复制这些图片资料，还是要经过一些个性化的思考。我们也希望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他们关注的焦点发挥本土艺术的优势，创造出符合第七届双年展的艺术作品。

眺望未来——坚持百年，向世界发出中国艺术主张

艺术中国：丝绸之路是人类文化、文明交流的缩影，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北京双年展也是向历史致敬，开创新的光景。对于北京双年展的未来，您希望它形成怎样的风格？

陶勤：北京双年展是2002年正式立项的，所以明年是我们的15周年。15周年以“丝路和世界文明”作为主题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觉得人类社会从冷战以来，各个不同民族、宗教的相处越来越困难，矛盾越来越激化，所以现在人类社会需要一种共同的理解力。人类要和平、合作、互利、互惠、沟通、交往，我觉得这是北京双年展要向全世界发出的艺术主张。

未来北京双年展要逐渐地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纳入参展国的范畴，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包括需要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支持，因为参展国的增加意味着经费的增加。我们走访的目的也是希望各国的外交机构给予参展一些资助。因为自从第一次埃及驻华夫人参加了北京双年展以后，从第一届到上一届，埃及外交部都为参展艺术家提供了国际机票，还有很多拉美、非洲的艺术家也都由本国提供了机票。要把建交国逐渐纳入进来是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

另外，我们在坚持以绘画和雕塑为展品主调的同时，也要进一步给予比如雕塑的延伸——装置、影像等新媒体艺术展示空间。因为国际艺术的当代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要顺应时代，只要它符合我们的审美，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能够给绘画和雕塑以新的刺激，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吸纳进来。所以北京双年展在未来要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的绘画和雕塑的展示、交流中心。

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研讨会。我觉得我们的研讨会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英国的艺术家就说：“当传统的文化框架面临解构或者重组的时候，文化交流极为重要”。奥地利艺术家说：“感谢北京双年展组委会，希望北京双年展一直办下去”。另外希腊的艺术家说他非常喜欢参加双年展的艺术研讨会，因为在研讨会上他得到了很多的艺术理念，对他今后的创作非常有帮助。厄瓜多尔的艺术家说：“北京成为他的第二个艺术故乡”，他们的期待我们也不要辜负。

双年展只有坚持才是胜利，威尼斯坚持了一百多年，所以它在世界领域的话语权和选择权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北京双年展要一直办下去，把它办成世界上最大且最有影响的绘画和雕塑的展览和交流中心，然后促进世界的和平，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要用我们先进的文化理念逐渐引导世界美术。从上一届来看，参加者最多的是美国和法国，所以我们不光是对第三世界的国家产生影响，还已经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前景是很乐观的。

王镛：威尼斯双年展可以说开创了全世界双年展的一个普遍的模式，特别是西方模式，北京双年展开创了国际艺术双年展的中国模式。这一点是和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双年展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一是始终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学术主题基本都是围绕这个的，再者就是以绘画和雕塑为主的展览形式，这两点我觉得会长久地保持下去。前年我去开会，会议主题讨论国际艺术双年展的终结。实际上，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这些老牌的双年展都在逐渐走向衰微，而且也翻不出新的花样。所以德国的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提出这了个问题，但我在现场说北京双年展正好是逆势上扬，如果说欧洲的双年展正逐步走向衰微，而我们的双年展却正在逐步走向繁荣。这点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也是一致的，中国的文化也在逐步地崛起，会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想北京双年展未来如果能够坚持举办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肯定会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

艺术中国：明年的主题是“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成果和见证，我们也期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像敦煌一样见证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繁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第七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动态。感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