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来上海讲他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 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
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
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 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个人陈述”有什么用？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
星期日：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
星期日：他们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还有一些“个人陈述”都是空洞的套话、废话，比如自己如何热爱科学，普林斯顿如雷贯耳，很想得到这个机会……言辞华丽，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人。
星期日：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
康毅滨：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 样的学生。
星期日：你会问些什么问题？
康毅滨：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
星期日：接到电话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论坛)，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
星期日：你听出了什么？
康毅滨：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
星期日：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星期日：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毅滨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星期日：分数不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就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进入普林斯顿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来上海之前，康毅滨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让康毅滨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星期日：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会遇到哪些问题？
康毅滨：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来，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迷茫。还有，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星期日：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相信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但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常常是另一种心态：最好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保证可以做出来成果的课题。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出来了就能拿高分。然后呢，就想靠这个课题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较弱，功利心比较强。
星期日：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有过一个中国学生，来普林斯顿不久，我发现他并不真正喜欢研究。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他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考普林斯顿的。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只是后来成人世界把他的实验成功与否过早地和名利、和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行业真正成功的人，往往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些，还有其它很多更简捷的路可走），而是享受探索的过程，包括其中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星期日：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的麻烦，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康毅滨：你看，我小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从这样的思维里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实验室是一个团队工作，有人发表论文，本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一些中国学生往往有些闷闷不乐,似乎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有时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星期日：两种意义上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这样的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比如,老生周末带新生开车购物，晚到了几分钟会被人埋怨，而新生却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