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序：一直想把这个专访做下去，加深专业教育认识深度。突然在网络上看到吴琼教授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现状评析》。时间如梭，七年已经过去了，经历了这七年的变化，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专家，希望能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于是约定了一个时间前往南京工业大学工业与艺术设计学院。
赵仕奇：吴教授你比较欣赏工业设计发展史中的哪些人物？
吴琼：本人较为欣赏莫里斯、贝伦斯和格罗佩斯。他们三个人在现代设计发展史上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莫里斯悟性高，热爱生活，是出色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积极参与了传统手工艺走向现代设计的质变过程，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堪称设计史上承前启后的思想家。贝伦斯是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是现代设计方法论的奠基者，业务涉及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格罗佩斯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缔造者，是兢兢业业的设计教育家。
杨艳石：那您怎么看待中国对设计史史论的研究？
吴琼：王受之教授是我国研究西方现代设计史最全面的专家，我在广美展厅亲眼见到他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西方现代设计史的手写讲稿。他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多方位的设计史实。何人可教授的《工业设计史》成为中国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了解西方现代设计史最经典的教材。那么，我国现代设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袁熙旸有关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著中，可见在包豪斯之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很多针对妇女或儿童的技能传习所。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们不再是纯粹的上帝之子。在上海、广州、青岛等沿海开埠城市，他们向妇女或儿童传授现代手工艺，通过廉价劳动力开始国际贸易，做原始资本积累。现在，我们依然在出卖廉价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成了我国最早接触现代工业和现代设计的人群。在资本的诱惑下，地方政府或地方势力也自行设立传习所，培训合格的专门人才或技术工人。在宁波、南通、常州等沿海二线城市都有很多以手工艺品设计和制造技能短期培训的传习所，它们传授手工艺技能的同时也杂陈一些现代设计理念。传习内容不仅仅是传统工艺，还有现代工艺。在成都，甚至出现类似包豪斯的艺术和技能培训学校。1902年南京成立三江师范学校，曾经聘请日本教师开设图案课，对我国现代设计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我国地方志资源的分散，凭袁熙旸教授一人的精力不可能穷尽所有设计教育史实，这有待于大家不懈地完善。不管怎样，《中国艺术设计发展历程研究》这本书至今仍是我国研究设计教育最权威的专著。
杨艳石：为什么我国没有出现包豪斯？
吴琼：第一，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缺乏真正的工业基础。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工业设计。第二，国家政治动荡不断，民不聊生何谈设计教育。第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性，不可能出现包豪斯集中多国设计教育精英的现象。1960年前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相继成立类似工业设计专业。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不需要设计。没有市场经济，同样没有真正的工业设计。但是，该阶段的教育尝试，为后期培养了宝贵的师资。张福昌教授和柳冠中教授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实行了市场经济。从此，我们才出现真正的工业设计专业教育。
杨艳石：前几天我看到您2004年写的《中国工业教育现状评析》，能结合近几年情况说说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的变化吗？
吴琼：多年前写的《中国工业教育现状评析》，是站在导师的肩膀上完成的，事实上张福昌老师的观点占了百分之六七十。对于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变化，我认为无外乎生源和师资两个问题。应试教育的投机性是突出问题，正在吞噬工业设计教育的生命。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关注工业教育是从艺考出发的。至于孩子喜不喜欢无所谓，只要能进入心仪的大学门槛，混个文凭足矣。政府、高校、地下培训机构等共同繁荣着艺考经济。每年艺术招生，通过关系或打点钱物，录取分数能上下90-150分。很多大学无视工业设计教育，纷纷取消理工科招生，改为艺术招生；大赚50%的额外学费和账目不清的考生培训费、报名费等。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簇拥下，孩子们逆来顺受、苦不堪言，对自己的诉求和责任漠不关心，彻底丧失对健康生活的追求。热爱生活是工业设计师最基本的素质之一。面对这样的生源，享受低廉的报酬，教师们亦逆来顺受、苦不堪言；什么事业和什么责任见鬼去吧。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缺乏工业设计教师。很多外专业对工业设计充满激情的人才纷纷加入工业设计师资队伍，客观上拓展了工业设计师资的多样性。尽管有点无知，但是他们执着、敢于担当。以前因为师资太少，工业设计这个专业除了色彩和电脑辅助设计课程之外，其它课程我几乎都上过了。虽然不可能专于什么，但培养了我对专业的全局观。现在开办工业设计专业的高校多了，教师也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绝大多数教师非常浮躁，处心积虑、拉帮结派，好端端地把工业设计教育搞成了丐帮。所谓的名家对工业设计专业没有研究，还硬充专家。如果愣说有成就，充其量是研究生热身的草纸而已。我的本科老师高敏教授，是个思想者，在工科院校推广工业设计教育，当时工科院校的工业设计系列教材基本上都是高敏教授编写或派生的。我学习的教材很多是油印的，现在还保存着。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发现理论深度能超越它们的教材。直到现在，《人机工程学》里有个严重的错误还是高敏教授翻译人家教材时的疏忽。在南京机床厂工作期间，经常设计大型机床的操作界面，按照产品设计教材中的数据，怎么做都不对！无奈之下，我只得到现场去测量、去感受。后来发现是高敏教授翻译错了，再查其它书上这个数据都是错的。原来大家都是以他的《机电产品造型设计》为蓝本，抄过来抄过去，没有人真正去研究。传承中间一方面要有求索，另一方面要有创新。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创新。
杨艳石：你对工业设计专业特色教学的看法？
吴琼：对于工业设计特色教育方面我个人还是有点想法的。我个人的看法，60年代中央工艺和无锡轻工的类似工业设计教育充其量只是尝试性的工作，就是传统工艺设计向现代工业设计转变的自然而然的探索过程。计划经济背景下也没做出什么，但是出现了一批重要人物：张福昌教授、柳冠中教授、王明旨教授等，这是成就。改革开放以后，有理工科和轻工艺术两类工业设计教育模式。轻工艺术类工业设计教育模式延续了莫里斯的困惑，追随包豪斯大师们的工业设计教学理想。因历史原因，这些大师主营建筑或艺术，偶尔兼营工业设计。这一度成为轻工艺术类工业设计教育抵制机械工程学科内容的借口。那么还有一大块，理工科工业设计教育模式，对现代工业技术充满激情，主要依附机械工程学科相关专业教学模式，培养大批量机械化生产的产品开发复合型人才。结果，在上世纪末我国出现以驻厂设计师培养为主、自由设计师为辅的较为合理的工业设计人才培养格局。80年代我国工业设计教育和世界基本同步，对工业设计的概念定位在产品造型设计上。到了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后工业时代。同期，我国工业发展就复杂了。由于国土太大，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一路下来，什么样的加工手段都有，什么观念体系都有，什么都不太发达。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业设计教育一味地向西方看，跑的太快，脱离了中国的工业现实，导致了工业设计教育与中国人才市场的脱节。当然，根源还在国家工业设计专业教指委的标准有问题。第一批专家组还努力地探索合理的工业设计专业教育标准。第二批专家组干脆套用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标准。按照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要求，核心是设计方案的展现，辅以2000-3000字的小论文就可以了。如今，轻工艺术类工业设计教育模式几乎一统天下。我大惑不解，23位专家都这么认为？我又愤青了，必须克制我也无比崇敬包豪斯教学理想，但更关注中国的工业现实，坚持认为工业设计专业核心工作是产品系统设计。我仍在延续高敏教授的专业办学理念，并逐步完善，越来越饱满。我们毕业设计的要求和他们完全不同，是产品概念设计和产品造型设计的综合体。产品概念设计包括市场调研、人机调研、技术调研、文化调研、造型调研、法律法规和最终的产品定位。产品造型设计包括产品方案构思、产品结构设计、产品色彩与标识设计、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设计，以及人机工程、价值工程评价等过程。毕业生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很高，是我“固执己见”的根本原因。
杨艳石：那么中国工业设计课堂教育情况怎样？
吴琼：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理工科背景的工业设计毕业生，在工厂待了3年。在教育岗位煎熬18年，我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无论干哪一行都要有激情！现在不要说老师，就算是大部分学生也没有激情了！大课堂的席位往往是空心的，前几排坐得满满的，中间是空的，大部分学生集中在后面。时代变了，现在的学生80%以上的知识通过图书、网络及其它途径获得，真正从老师这边学到的东西并不多。我并不是说老师就不重要了。关键你得想尽办法吸引学生，尽量多传授些知识。要像演员一样，借助各种道具，如多媒体、黑板、肢体语言、声音等，演绎课程内容。你站在讲台上表演精彩，学生感兴趣就听；表演拙劣，学生不感兴趣或反感就不听，甚至逃课。做了十几年的老师，前十年我上课没有人睡觉，现在发现真正能认真听课的也只有百分之六七十，但我已很欣慰了。
杨艳石：您在教学上怎样处理感性学科和理性学科交叉这个问题？
吴琼：工业设计教师有的是工科背景的，有的是文科背景的。文科背景的擅长教艺术表现感性知识和技能。工科背景的擅长教产品工程理性知识和技能。表面上，大家毫不相干，都以自己的稳定的阵地沾沾自喜。凭我20多年工业设计教学与实践的经验，认为工业设计师核心的能力无外乎形态转换能力和产品系统工程控制能力。单纯而孤立的素描、色彩、图案基础、三大构成、效果图表现技法课程教学追求表面的效果，忽视形态逻辑演变的规律和技法，导致学生面对实际项目时依然一筹莫展。这就需要感性课程中融入理性思维，需要进行课程群规划。细到不同老师的课程与课程之间、每个学生的作业与作业之间内容的精心布置。产品工程基础和核心专业课程主要由工科背景的老师承担。他们之间也很少交流，或是照本宣科，或是纸上谈兵。到头来，学生一头雾水，方案表现技法拙劣，而且根本无法实现。这就需要理性课程中融入感性思维，同样需要进行课程群规划。这就需要任课教师具备出色的产学研能力，有良好的企业项目资源，创造条件实现现场教学和案例教学。
杨艳石：在教学中您怎样处理企业和学校的关系？
吴琼：我在常州工作十三年，为当地企业免费设计十年，希望企业能重视工业设计，希望为我的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做到最后，很多企业老板开车把学生拉过去，并且包吃包住。近年来，尤其是本科评估之后，各高校纷纷以教师科研到账论英雄，活脱脱地把老师逼成唯利是图的老板。另外，教学管理部门怕出事，把学生圈在校园里，客观上迫使教师把课堂变成工厂。课堂变工厂有其现学现用的可取性，但是大学作为培养可持续性发展人才的职能就荡然无存了。什么有理想、有抱负、高素质都是空话。无奈之下，我贱卖自己的智慧和资源给专门的设计公司，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架构桥梁。一方面，保证自己能潜心教学与研究；另一方面，避免企业行为粗暴干涉教学常规。我带领学生们自在地进行一些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维持专业公司与企业长久合作的关系。渐渐地，专业公司与企业都接受了我的做法。
杨艳石：您是怎样培养教师团队的？
吴琼：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慢慢地发现教学团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老师从学校到学校，都没有实践经验。那怎么办呢？我有计划地把他们依次带在身边，一道进行教学与实践。因为师资比较有限，我的精力有限，一旦发现助手成熟了，就让他们去带自己的团队。如此不断地孵化合格教师，是我们专业教育保持优势的基础。当然，事事不可能完全按我的理想运行。毕竟我们是同事关系，不能急吼吼地勉强别人，只能慢慢地感召他们。现在，大家都很浮躁。高校里一部分老师只管上好自己的课，学生课外的事与他无关；一部分老师只认人民币，甚至把部分能力出色的学生也作为挣钱的工具，其他学生就自生自灭了。能挣钱是好事，能引导学生学习热情；但是，不顾学生的健康成长，唯利是图是非常危险的。老师首先要把学生培养好，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学生要慢慢地呵护，钱只是个数字，够用足矣。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师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杨艳石：你怎么看待每一个教学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
吴琼：工业设计高职人才培养以产品造型设计为主，培养完善具体造型方案的技师。本科人才培养以产品系统设计为主，兼顾产品概念设计和造型设计，培养构思方案的高手。硕士人才培养以产品策划和设计管理为主，培养企业高级设计管理人才。博士人才培养以企业策划、产业策划或学术研究为主，培养全面多才的社会精英。这行业健康发展下去，必然这样走，人才需求的层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
杨艳石：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与实践该如何应对国际竞争？
吴琼：国外汽车设计很早就进入中国进行市场调研了，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随中日友好团对中国幼儿园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汽车进行调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小孩子都不知道拖拉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帮小孩子当时懵懂的喜好就是二十年后市场流行的趋势。这样有目的、有组织地发掘未成年人的需求几个目的：1、收集智慧；2、推广它的品牌；3、培养它的潜在消费者。20年后，事实证明日本汽车制造商赢了。改革开放30年间，为了发展，我们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品牌和知识产权几乎完全控制着我国的生活资料制造业，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与实践往往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渐渐地，综合国力强大了，我国有决心、有能力、有实力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与实践受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我们的春天来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外的大公司和专门的工业设计公司早已在我们家门口摆好了阵地，试图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廉价智慧的掠夺地和设计冒险的试验田。他们成熟的设计管理和运作规范是我们学习的关键点，本土文化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是我们的优势，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与实践能做到知己知彼、扬长补短必将后来居上。洛可可、浪尖、嘉兰图等国内知名的工业设计公司是我们工业设计教学的典型案例。贾伟、罗成、丁长胜等就是我们实践教学最好的导师。我校已经聘请罗成作为研究生设计实践的硕导。今后，我们还要聘请更多的设计精英来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
杨艳石：最后，请吴老师给我们这些从事工业设计相关工作的人提些忠告。
吴琼：我不敢妄称前辈，更不敢忠告。从业20多年，我认为工业设计教育日常工作并不复杂。这是我们这一行研究生毕业后首选教育行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大家做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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