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与建筑的跨界对话

建筑与时装，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策动下，建筑设计的趋势，从原来专注于外形改造的构想，逐渐转变为材料、结构以及内外空间上的突破。而时装设计领域中的建筑化探索则早在1960年代就已蔚然成型。正是基于窥见“结构”对服装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同质化影响，我们试图为服装与建筑之间提供一个相互对话的平台，以探讨正在相互重合那一部分边界，为各自领域寻求另一种可能的方向。

1940年代，Pierre Balmain曾宣称，“衣服是一种流动的建筑”，并且相信“一件衣服中没有什么比结构更重要”。他是Christian Dior提出“New Look”时最得力的干将，看似古典、优雅的设计使我们差点忘了他竟然是在时装界进行建筑探索的第一人。此后很快出现了Balenciaga的简洁而硬朗的圆形外廓、Pierre Cardin在1967年创造出来的性别模糊的几何形裙装，以及Pacco Rabanne那援引自建筑材料的充满力量感的衣服。无一例外，他们都拥有建筑学的教育背景，却始终矢志不渝地在时装设计领域中进行关于结构、材料、廓形等方面的大胆探索。

与此相呼应的是，荷兰建筑大师Rem Koolhas在《S.M.L.XL》中，以服装号型的小号、中号、大号及超大号来暗喻建筑事件中的尺度与比例。在库哈斯那里，建筑与服装一样，都属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都存在着某些符号性的语言片段。“鸟巢”的设计师Herzog &de Meuron在其建筑实践中持续不断地表现出的对表层处理的关注，并毫不讳言受到服装设计中对布料运用的启发。而著名的Office dA事务所则直接表明其在韩国某总部大楼的设计中，就采用了服装设计中打省、压褶的方式来处理材料与结构，以达到内部空间与外层表皮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也许这些建筑探索，都试图表明服装与建筑存在某些层面对话的可能，比如结构的变化、材料的使用、尺度的把握、外形与内部空间的处理，以及与人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建筑是被征服了的自然，那么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服装的描述。所谓“人”，即是由某种遮挡物包裹着的动物，这遮挡物使他/她感到自我的神圣和不会被击败被愚弄的尊严感，它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神圣的栅栏。它可以是贴近身体的、具有身份认同的衣服，也可以是与身体保持一定距离的、为人提供活动的建筑场所。建筑与服装在某些本质意义上是一样的，它们都使人不再同其他动物一般，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而是有所区隔，带来保护与活动空间。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载体，都是身份与记忆的表述，都是梦想的物质化象征，是人的延伸。

长期以来，时装的转瞬即逝，使其与建筑的恒久性背道而驰。然而观察近年以来的建筑实践，也许恒久性正在逐步丧失，比如日本设计师板茂（Shigeru Ban）喜欢用回收的纸管——一种传统观念中速朽的材质——在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上以网状结构搭建出轻如蝉蛹一般的日本馆，它的即时性避开了西方建筑对恒久性的执着追求，从而走向了轮回的可能。

也许，时装与建筑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正因为有差异，反而有了讨论的可能。我们希望藉由彼此相互关系，开辟另一条关于建筑、关于时装的思考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