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可染先生第一次外出写生，这个想法跟张仃先生汇报了之后，张仃先生不仅支持可染先生这个想法，而且要亲自和可染先生去写生，所以就有1954年罗明、张仃和李可染这个写生，这个写生我感觉是中国山水画由传统转为当代过程中很关键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对张先生比较崇敬，张先生从一个领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论中国画讲“画品和人品的高度统一”，我感觉在张先生身上体现这种高度的统一。他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有人格力量的一个人。

在笔墨上，很多人还局限在技术层面来理解笔墨问题，但是真正搞国画的人，深入研究笔墨精神的人，笔墨不仅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它有很多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中国画笔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它不仅是个用笔用线的这个问题。“画品如人品”，笔墨能够直接反映人的精神，张先生画焦墨是对山水的风骨的一种追求，画中所有媚俗的、讨好人的东西都不要，他就抓一个山水的风骨，我感觉从张先生的画里体现出张先生的人格力量，我感觉这是山水画最高境界。写一篇文章《宝林六十算甲子》，宝林六十刚起步，你还得好好的学学元人的绘画，在传统里还要追一下，我感觉张先生对元人的画有很深的理解，也很喜爱，在张先生的作品里我能体味到元画的精神，所以我从张先生这学到的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