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且落寞的灵魂

时间:2017-09-08 08:00:00 | 来源:影像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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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南光(1907-1971)

60岁的邓南光/1967/李悌钦

1951年前后,留学日本的邓南光、张才与在岭南美术专修学院求学的李鸣雕,被称为台北摄影界的“三剑客”。张才举办的个展(1948)、李鸣雕主编的《台湾影艺》月刊(1951)、邓南光创办的“自由影展”(1954),以及他们热心参与早期的“台北摄影沙龙”(1956起)评审活动,掀起当年一股活跃蓬勃的摄影风潮,不但替台湾的“写实摄影”立下一点根基,打出一条通道,也启发了日后许多优秀的业余摄影人才。

邓南光是那个年代技艺高超、备受尊崇的一位领导者。他的创作年代之久远和累积作品之丰富,恐怕很少人比得上。他对摄影活动的推展赤诚,更赢得许多摄影朋友的钦佩与称赞。然而在过去有限的印刷刊物或展览作品中,几乎没有人能一窥邓先生的创作全貌,他在1971年去世之后,一切似乎也跟着沉寂销迹了。

1988年笔者有机会在其长子邓世光家中看到那些封存了五十年之久、数以千计的存底样片,才顿然觉察我们已然隐埋与疏忽了这么一位台湾摄影界的先辈太多太久了。在这儿刊出的十余张照片,包含了他在1938年拍摄的新竹车站、北埔墓园、淡水沙仑海水浴场,以及五十年代中期的市井人物、巷弄风情,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不但抓住了台湾摄影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粹片段,更重要的,它呈现了邓南光在摄影美学上的观察方式与风格理念。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邓南光就具有十分睿智、前瞻的“观察眼”,以静观的视角、成熟的意念、巧妙的布局与生动的形式,表现了他的人文与社会关切,态度诚挚、视野大方,堪称一位写实家的风范,这样的作品,说它是台湾摄影先驱的碑印足迹,实不为过。

徕卡的执迷

邓南光,本名邓腾辉,1907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北埔乡。22岁那年赴日就读,对摄影发生兴趣,用储蓄了一阵子的钱,买了一架古董式的Kodak Autographic Camera(柯达自动相机)开始拍照。1932年考上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系,参加该校的摄影俱乐部,就利用这部只有两块玻璃合成的简单镜头的古老镜箱到处找题材。他在街坊的咖啡馆里,慢条斯理地架起三脚架,烧着少许的闪光粉拍摄了一位女侍倩影的照片,首次投稿日本的Nippon Camera杂志竟获得入选刊登,带给他初步的鼓励与鞭策。

邓南光当时觉得这第一次的成功似乎有点侥幸性质,要避免停滞只有前进,于是他决定放弃那没有融通性的简单相机,倾其所有的生活费购进一部PupilleElmar 3.5。拥有新的相机,他的生活更加忙碌起来,同时也开始认定小型底片放大的线条正确而优美,并不亚于大型相机的功能。

不过,徕卡相机的优越性毕竟永远吸引真正的摄影行家,只是在当时,它相当于十个月的留学学费的昂贵价格远非学生身份的邓南光所能负荷。他千方百计,最后“让”来了一部中古的Leica A(Elmar 50mm 3.5)相机,得意非常,拍照更起劲,睡觉时小心地将徕卡相机放在枕边坐垫上,就这样,他说,每夜与“徕卡”共眠了五年。

这段“相机三部曲”的留日经历,说明了邓南光当时对摄影的痴迷程度,也点明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技艺观。当然,摄影器材只是工具,它有时给予摄影者虚荣矫饰的借口,有时却也能激发一种创作与求好的欲望,只是看它们拿在谁的手中,以及由怎样的观点与态度出发。

留日期间的邓南光,把镜头对向自我生活的境遇景观,不管是人像习作或街景速写,皆呈现温雅、古典的写实调子,对光影处理较为刻意,这是早期写实摄影的特色。不过,徕卡相机的小巧轻便、丰富的色调层次与明晰的解像力,在这些存留了五十多年的显像中再一次被印证出来。邓南光会选择这样的相机并善待它一如终身伴侣,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存在。

情境的见证

1935年,邓南光回到台湾,发现在日本人统治下无适当出路,干脆以学生时代所学的摄影为业,在台北市的京町(今博爱路)开设了台湾本省第一家照相器材行,取名“南光写真机店”,并开始他第一阶段的摄影创作。自1935-1944年间,他走遍台湾全省,拍摄景色风物,留下近六千张的底片,包含人像、静物与风景建筑,从社交生活、礼俗祭仪到市井民情,广泛地记录了台湾民间的人文、社会景观。这是他创作量达巅峰的一段日子,他似乎以照相机为笔,持续且执迷地撰写生活上的影像日记,而这些代表他摄影历程中第一阶段性作品,最有意义的是,他能以一个台湾本省摄影家的“观点”出发,替殖民时代的台湾情境,留下许多珍贵的见证。

《候车室的心情》(1938)摄于新竹市郊的一个小车站,一对彼此不相识的男女各怀心思地分占座椅两端,他们的装束、坐姿与心情在邓南光不动声色的快门中表达了难以言明的人性况味。门窗外的强光引进一丝暖意,典雅地浮现在候车室一角的陈设造型上,其光影的柔和逆差,衬托了物件的景深距离感,也营造出遥远的时代迷惘氛围。

作为主体的这位盛装的女性,应该是邓先生的第一关心焦点,她与旁边的男士、身前的废弃桶巧妙地形成了一个三角抗衡,这三“点”之间的“距离”,适切地突显出主体的陌生与孤立感,影像的单纯。和谐与比例感,表现得无懈可击。这仿佛是一张电影剧照或一幕舞台场景的呈现,实际上却是四十年代活生生的现实写照。“生活,就是一种演出”,在这儿有着颇为吊诡的一种诠释或辩证,其实,他们只是坐在那儿,摄影家也只是拍下一张照片,却表达了生活之外无言的戏剧张力与想象空间。

《候车室的心情》不只是这对男女等待的心情,更是摄影家观伺与沉思的心情,在这样的影像中,我们不只读到事实的呈现,也似乎领会了作者心中浪漫且落寞的心绪表白。透过这仿佛是“异乡人”的恍惚直觉,邓南光表达了一种淡然失落的感伤情怀,一丝无法释然的时代乡愁。

候车室的心情/新竹县/1938

《荡秋千》(1938)则令我们想起布列松同一年代的作品,他在法国所拍的一位年轻新郎陪新娘荡秋千的照片。两者同样是因为服饰与行为的异于常态,却在童心的自然流露中显示出一种意外的生动情感。在淡水海滩上,秋千来回的摆荡中,我们见到穿着旗袍与洋服的模特儿另一种本能与面貌,这是在一般故作矜持的亮相中所想象不到的,邓南光能突破一般人像摄影的规则,以动代静,正显示出他的机智与幽默,以及对青春与生命的歌颂之情。在邓先生50mm镜头的标准景框中,他利用时机的掌握、线条的组合与明暗的配置,表达了阳光下的愉悦,似乎在这样的影像中,我们见到鲜活的生命与浓郁的人味,感觉秋千女郎的笑声仍然飘荡至今。

荡秋千/淡水海水浴场/1938

再以《扫墓季节》(1938)为例,图中出现的七个人物,以一种互制互动的关系均匀地分散在四周,每个人的举止动向都不同,微妙地诠释了角色的定位与关联。碑石、扁担、雨伞、谢篮、供品、烛火以及男士们的呢帽和风衣上的雨渍,各适其所地营造出祭拜的气氛情境,乱中有序,充满丰富的“焦点”移转与对照。这样的取景与构图,看似随意,却需要一种灵犀的“直觉”感应才能完成。邓南光具有这样一种禀赋,他能以平实、静谧的心情与手法,提升、净化了平庸、繁琐的现实表象。

《上香》《游街》《看戏》都是他在1935年的北埔拜拜时所记录的,可以再一次看到他平实、稳重的风格。在面对大场面时,他知道“包容”的角度与范围,不喧宾夺主,也不卖弄构图,或显得太过平面。在《上香》中的层叠香客、《游街》中的迷蒙烟雾,《看戏》中的俯角取景,邓南光谨慎地表达了他对家乡节庆的印象与情感,这些较接近“纯记录”的影像,在命题的描述、细节的交代与气氛的捕捉上,都深具功力,有情而抑制,是优秀的写实纪录作品。

上香/新竹北埔/1935

游街/新竹北埔/1935

温煦中的苦涩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转趋激烈时,邓南光关闭了台北的写真店,回到新竹故居。台湾光复后,他又回到台北市衡阳路,重开“南光照相器材行”,继续拍照与结识同好。1951年他被聘为“台湾文化协进会”(战后岛内第一个文化性的人民团体组织)的摄影委员;1953年担任“中国摄影学会”在台湾恢复活动的发起人之一;1954年为了提倡更自由、新颖的摄影风格,他创办了“自由影展”,提携、影响了许多后进。

这段时间,他除了参与各种摄影活动外,也花了不少心思到处猎影,除了应付影展所需要的造型、风景与命题连作(组照)外,他也累积了一些直接、锐利的社会写实记录,而这些当时被忽视与排斥,不能见容于摄影圈的落第作品,今天看来,却益发投射出动人的光彩。正视着人生现实,不逃避,不谄谀,在勤苦困顿中显现个性的作品,正是战后台湾摄影家最忽略的创作题目。

邓南光的写实意念,当诉诸庶民作息与谋生困境时,似乎保有一种感情凝敛的自制眼光,他尝试去了解或关切,但不滥情及忸怩作态,有温煦,但也不掩饰生活的苦涩与无情。在《姊弟》(1956)中那种呵护成长的情感;《黄昏的戏迷》(1957)中,坚韧冷漠的存活姿态,都透过这种认知表现出来。

姊弟/1956

《笑容》(1953)一图中,那亲切坦然的面对,表达出巷道中无限的风情。《流浪母女》(1951)里,少女的凝视,路人的回首,似乎与那盲妇歌手的姿颜对等地表达了世态的沧桑感。邓南光知道如何去寻觅动人的人物与题材,他对职业贵贱或生涯哀乐的人物与处境并不给予价值或道德论断,他作品中出现的人常常是单纯的人、原型的人、深具个性与保有某种尊严的人,这就是他的影像令人感动的地方。在那风尘妇女灿然一展的微笑中,在那月琴歌手坚毅不驯的容颜里,似乎隐然映现出邓南光温柔、忧郁且谦抑的心胸。

流浪母女/九份/1951

布列松曾经这样写过:“摄影,是在一刹那之间同时对两方面的认知,一方面是认知一个事件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认知能适当去表达这个事件的精确构成。”邓南光颇为会意其中的奥妙,《候车室的心情》《荡秋千》《扫墓季节》都表达了这样的认知,《堤上》也是如此。这幅1954年的作品,利用河堤蜿蜒的线条导向,衬托出堤岸来往过客的生活韵律与步调。那小心翼翼行走在堤上的孩童,犹疑着是否要回首的当儿,远处卖食品的挑夫与老妇人相遇,三个人物在恰到好处的一瞬间,被放置在饶富趣味的光影几何构图中,影像本身的内里信息与视觉愉悦已胜过事实的记录,轻描淡写地勾画出作者抒情、幽寂的生活感受。

堤上/1954

心力尽瘁的典范

一向待人亲切、工作勤劳的邓南光,热衷于摄影创作与学会活动,却疏于照顾自己的事业。1960年,“南光照相器材行”因营运困难终于关闭,他进入“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负责医学摄影工作,公余之暇,仍然专情于无拘束的写实猎影,并开始为组织一个全台性的摄影团体拟计划催生。他南北奔波,筹措细节,号召联络,渡过了重重关卡与波折,终于在1963年,“台湾省摄影学会”宣告成立,邓南光被推举为理事长,连任七届,一直到1971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为止。

在一篇纪念短文中,曾担任学会理事之一及南部地区活动中心主任的周鑫泉这样记述着:“南光先生诚实可亲,对会务推行极有责任感。他常常利用中午或下班后夜晚处理会务,编辑月刊,从邀稿、广告、设计到完稿、送印、打字、校对、抄写等,均是他亲自默默无语工作。他一生奉献精力在‘现代摄影’艺术上,忘寝废食,终日为本会会务操劳、奔走、奋斗,奉献极大……”

在最后那段时间,邓南光把大半精力投掷在学会活动的推展上,他的摄影足迹与方向也渐渐缩小范围,都集中在影展与会员活动有关的人像或风景造型上。他在“自由影展”及“台湾省摄影学会”中所倡议的“现代摄影”,当时是针对沙龙及纪录风格的作品而言的,希望摆脱刻板与公式化的旧潮流,追求写实造型与景物连作组合的新风格。这样的尝试在当时保守、闭塞的摄影环境中有如一股清流,颇受瞩目,也形成一种风尚。可惜的是,如果缺乏理论的分析、深刻的省思与长期的投注,它很容易就受制于片面的意识导向,原地踏步,徒具形式表态,却常丧失了作品中最重要的个性与内涵。

综观邓南光先生一生的创作,名目繁多,从最早的乡愁抒情到战后初期的社会写实以及晚年的人像、女体与风景造型,皆反映了他的时代意识与创作心境。晚年的题材他较偏好形象、美感上的主观情趣,不再介入社会性的纪录取材,这或许是整个环境以及岁数上的变迁后,由外转内,他想回归到纯然形式愉悦的自我天地罢。

单纯、精确、抒情而直觉的人性触动,一直是邓南光前两个时期的作品特色。人的味道与摄影家的素质在这儿浓郁地显现出来,像布列松一样,他观察入微,但拒作批评,他热爱生命,但既不阿谀生活,也不诽谤生活,这是所有优秀的摄影家所应具有的一种心胸与眼界罢。

对认识或不认识邓南光先生的摄影家来说,看了这些照片,心中应同时有个问号:“啊,我怎么以前忽略了这些……”在时代的扭曲与环境的延误中,这些作品今天能重新显像,对台湾的摄影艺术应极具意义。“往者不已矣,来日方可追”,我们寄望邓先生的作品能早日集结成书,同时配合纪念展,为台湾摄影的发展记事添增一份辉煌的光彩,也为年轻世代的摄影者树立一个创作的典范。

影像的追寻

副书名:台湾摄影家写实风貌

著 者:张照堂 

出版方: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16开 

页 数:528页 

书 号:978-7-5122-0794-3

定 价: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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