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阁兰的中国印迹

时间: 2017-04-05 09:43:11 | 来源: DEEP中国科学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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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冯达(法),翻译/王晨雪,执行/李风华

1878年,维克多·谢阁兰出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海滨小城布雷斯特。作为一名法国海军的医生,他曾在中国度过了整个生命的“六分之一”,担任过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谢阁兰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其旅居在中国期间酝酿或完成的,这包括一系列“中国主题”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显示出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14年1月摄于北京天坛。自左至右:谢阁兰儿子伊冯、谢阁兰妻子伊芳、谢阁兰、让·拉尔蒂格、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

1908年,谢阁兰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作家。凭借与作家于斯曼以及古尔蒙的关系,谢阁兰开始频频在文学杂志《法兰西信使》上发表文章。当时,他刚刚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远古人》,对现代文明给波利尼西亚土著文化带来的侵蚀与破坏深感忧虑。

1908年5月,谢阁兰来到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他还在法兰西学院听大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课。一直以来,他都梦想着能够继承并发扬沙畹在考古学界的事业。谢阁兰开始学习中文的初衷之一是写一本带有异域风情的散文集。他既不赞同皮埃尔·洛蒂或克洛德·法雷尔那种浮夸的游记式写法,也不希望像克洛代尔那样“带着象征主义的全新视觉”去看中国。他要去探索另外的世界,那个离他极远的未知的世界,他将这个世界称为“他者”。“不是洛蒂,不是圣波尔,不是克洛代尔⋯⋯他们寻求与新鲜世界及人群的碰撞,他们叙述碰撞时的所见所感。可是这个新世界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何曾有过揭示。”

1909年3月,谢阁兰以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接受了远赴中国的任命。新结识的朋友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对谢阁兰首次中国之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瓦赞资助了生活并不宽裕的谢阁兰,并随他一起到中国腹地旅行。

1909年6月·北京

“昨天,我结识了我的都城。乍见之下,我觉得它比我至今为止在中国所找到的一切都热情得多。形象、行人、寺庙、屋檐,都是那么多姿多彩。”

维克多·谢阁兰和他的马夫,1909年摄于其北京住所门前,位置大约在今天天安门广场附近。

1909年4月29日,谢阁兰乘“悉尼号”邮轮从马赛港启航。5月25日,“悉尼号”抵达香港。在《谢阁兰中国书简》一书中,他这样描述:“香港真是个光彩夺目的地方。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影像。那高高的山,线条优美而高贵,绿色的荆棘如同地毯一般,还有云翳掩映在半山腰的荆棘上⋯⋯这,就是属于中国的土地,尽管英国人占有了它。”

谢阁兰首先在上海登陆,这个“美式的大都会”令他“厌烦”,经过苏州,接着在南京参观了明孝陵。随后,他溯江而上,至九江,然后到达庐山牯岭。后到汉口后乘火车北去,于6月12日到达北京。在谢阁兰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中,他不无骄傲地写道:“北京终于到了,我的城市。”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结识了我的都城。乍见之下,我觉得它比我至今为止在中国所找到的一切都热情得多。形象、行人、寺庙、屋檐,都是那么多姿多彩。”

据考证,谢阁兰当年在北京的住址大致位于如今的天安门广场。在《谢阁兰中国书简》一书中,他这样描述在北京的住宅:“首先,红漆大门,朝着大路,门上是飞檐瓦顶。第一进天井里,第二扇门更大:两个门扇上贴着古旧的画,画上是两尊保佑平安的门神,还有一些吉祥的字。这扇门面向里面的花园天井。园中有四棵大树,还有一些蓝色的盆栽,这是个小花园。”

每天上午,谢阁兰都会向一位老先生学习中文,然后骑着马在北京城里游走。晚上,他最喜欢沿着紫禁城高高的城墙散步。“夜晚,外城是难以描述的。红的、黄的,灯火辉煌,吵吵嚷嚷。相反,内城却安静得多。”

7月5日,谢阁兰的好友瓦赞与他在北京会合。二人同游了北京城,天坛和先农坛让谢阁兰赞叹不已、创作灵感不断涌现。他们第一次去北京周边的山区游玩,参观了佛庙碧云寺和香山,“那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完整的幻境,却并不神化,反倒充满了人性”。之后,两人又一同参观了清西陵,明十三陵,后又经南口镇到长城南口关,“虽然没什么用,却很漂亮。长城以同样的气势跨越山峰平原。北面,政治上仍是中国的,但实际上看到的却是整个的蒙古袒露在那儿。山口被打通了。目光在此跨越两个世界,两个种族。”

清西陵和明十三陵之旅对谢阁兰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当时写的一些随笔散文后来被收录在诗集《碑》中,并且就在他参观期间,谢阁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天子》的主人公诞生了。在其旅行笔记《砖与瓦》以及他写给妻子的信中,谢阁兰写道:“我就是天子”,并用红色铅笔圈起。

1909-1910年.第一次中国远征

“现在和你们说这个也是无益,但我是真的全心全意拥护这个朝代。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满洲人,而是因为天子皇帝的神奇故事不能就这样被遗弃。那将是怎样的空白啊。”

1909年8月9日,维克多·谢阁兰和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离开北京,乘火车至保定,再到定州。他们一行包括6个仆人和4匹马,带了3杆步枪和2把左轮手枪(武器仅用于打猎)。8月11日,旅行队从定州向西行进。除了马匹之外,他们还找了10来头骡子替换着使用,用来驮帐篷和厨具等。另外,他们还有50多个苦力。至于旅途中的花销,他们随身携带了中国银票和银锭,根据需要,他们用大剪子将银锭剪成碎银子。

在其旅行日记《砖与瓦》中,谢阁兰写道:“路旁道边,旅途中随处可见石碑。碑文的内容,我以后会知道的,他们或是纪念碑、或是墓碑、或是为了某个‘好官’祈福的碑。当然,他们每个都是那么美,四四方方,一目了然,高高地耸立在石雕龟趺上,碑首装饰着两条腾转盘旋的螭,在两兽的中间往往还有一个圆孔穿透石碑,凝望着遥远碧蓝的天空,这无疑是最纯粹、最完美、最经典的中国样式;而石刻‘汉字’则是最美的象征手法和纪念方式⋯⋯”

这样行走了半个月,他们翻过了很多山口,有的山口海拔直达1500米,最后他们到了五台山。他们穿越了五台山区,登上了海拔几近2700米的山口,来到了山西平原。那千变万化的黄土景致震撼着谢阁兰的视觉。

在旅行日记中,谢阁兰写道:“一个黄土砌成的风景。真的全是土,全是黄,然而富于微妙的变化,早晨是玫瑰黄,西射阳光下则是鲑鱼黄,近午时发灰,傍晚又掺上点儿绛紫,到夜里却比黑更黑——因为连分散的星光也射不进来。”

西安让谢阁兰感到失望,但是“碑林”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里收藏的中国碑石最为古老,入藏碑石数量也最多。谢阁兰将碑文拓印了下来。他们经过兰州和岷县,翻越了海拔超过3000米、暴风雪施虐的山口,陡峭的栈道和浅滩也没能阻止他们穿过原始而迷人的黑水峡谷。从南坪到平芜的途中,他们乘小帆船在涨潮的涪江当中顺急流而下。他们在成都停留了十来天,随后乘船沿岷江而下,后经长江到达重庆。途中,他们还游览了峨眉山。他们此后的行程始终都是乘坐小帆船,直到宜昌,他们乘轮船返回上海。到达上海后,谢阁兰并没有直接返回北京,他和好友瓦赞从上海去了日本,然后去香港和从法国来的妻儿会合。直到1910年3月,谢阁兰才回到北京。

此次中国之行耗时5个半月,整个旅程中,谢阁兰勤奋笔耕,酝酿并完成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游记散文《砖与瓦》。

回到北京后,谢阁兰有幸得到摄政王载沣的招待,全家住在内城一个传统的中式宅院,离使馆洋界很远。他的书房也在那儿,他给它起名为“瓷室”。谢阁兰在那里完成了小说《天子》,随后又在1910年末开始了诗集《碑》的创作。

 

1911年到1913年,谢阁兰任教于天津皇家医学院,用英语讲授生理学,他利用课余时间游历和创作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

1911年,谢阁兰完成了海军见习译员的工作,在其启程返法的几个月前,他接受了天津皇家医学院的聘任。1月28日,他自愿去距离北京400公里的山海关,参与东北扑灭鼠疫的斗争。一个月后,他被派往天津大沽镇,负责隔离检疫从东北经海路抵达的旅客。5月初,谢阁兰举家迁往天津,任教于天津皇家医学院,用英语讲授生理学。“我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我是教师、受雇于政府机构的凡夫俗子。余下的时间才是属于我自己的。”谢阁兰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创作《碑》及其前言。就在他即将完成《碑》,准备重拾《天子》的写作时,他痛苦地发现“大中华帝国”已出现夕阳残照之像,“古老的中国奄奄一息了”。

在《谢阁兰书简》中,他写道:“现在和你们说这个也是无益,但我是真的全心全意拥护这个朝代。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满洲人,而是因为天子皇帝的神奇故事不能就这样被遗弃。那将是怎样的空白啊。”面对中国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谢阁兰紧紧抓着“理想国”的神话,绝望却不顾一切,因为在他看来,帝制传承是给他带来无限灵感的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我只能回忆过去”。

1912年2月12日,年轻的溥仪皇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和袁世凯结束了南北对立。南京议会选举袁世凯(谢阁兰对他给予了厚望)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0月,谢阁兰担任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后者不慎从马上跌落,无法行动。谢阁兰借此机会接近袁世凯,希望争取一个与中国艺术相关的职位,他希望“在大学创立汉学研究所(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或中国艺术通史)”,并且“为今后成立艺术博物馆打下基础”。10月12日,谢阁兰将妻儿留在天津,只身来到河南彰德府袁世凯公馆。但最终他的设想并未得到袁世凯的关注,次年3月,谢阁兰重返天津皇家医学院。尽管如此,谢阁兰还是向法国驻华使馆提议,在北京创立中国艺术图书馆和博物馆。

1913年7月5日,谢阁兰经西伯利亚铁路只身回到法国。他在巴黎见到了吉尔贝·德·瓦赞,后者已经准备好资助他们第二次中国之行,他们的朋友海军军官让·拉尔蒂格也将加入此次旅行。谢阁兰的博物馆计划得到了塞纳尔、考尔迭、沙畹、伯希和等著名汉学家的支持。同时,他为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活动筹备设备和资金,这不仅得到了上述汉学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法兰西文学院的资助,使得这次考察活动带上了很浓的官方色彩。 “大对角线”.1914年考古旅行

“走出黄土山口的那一刻,那座人造‘丘陵’便映入眼帘,呈现出完美的覆斗形。那绝不仅仅是座人工堆砌的土山,而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雄伟的黄土建筑。”

 

谢阁兰并不甘心做一名医学院的教师,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各地进行考古活动,1914年他终于找到了梦想已久的秦始皇陵。

谢阁兰为这次考古旅行准备了两个多月:他找来了河南、陕西和四川的古代地方志,招募仆从,购进照相器材、马匹等。此次考古旅行的目的是:根据史书和方志上的记载,在陕、川两省考察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建筑石刻,连带测绘长江上游从丽江到巴塘的水系图,以继续1909年至1910年波利亚克(Charles de Polignac)考古队海军中校阿德马耳(Audemard)的研究。

考察团于1914年2月1日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南下河南洛阳,再从那里经黄河河谷西折入陕,考察西安附近已被研究并定位,但尚未被发掘的皇陵,然后一行人经过汉中,进入四川。谢阁兰听从了法国汉学家的建议,将四川选做此次考察的重点。考古活动结束后,考察团将对长江上游进行水利勘测。但在8月份,由于战争,考古活动被迫中断了,一行人赶往越南河内乘船返回法国。

这支考古队沿着黄河河谷向西,途经灵宝和潼关,再按1909年的旅行路线沿渭水一路到了西安。“我就这样投入了中国的怀抱,就好像游泳运动员纵身跳入一池浑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拼命地游,活下去⋯⋯这一路骑了七八个小时的马,再花上二三个小时在史书上查资料,然后还要在洗相‘笼子’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因为我们要陆续将底片洗出来。”谢阁兰在整个旅途中,做了详细的旅行日记,后来整理收集在其游记散文《路条》里。

在到达西安府前,他们根据古文中的记载,找到了位于“骊山中”的秦始皇陵。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陵冢的位置。谢阁兰也只找到了一句描写陵冢外貌的诗文,源自清代诗人袁枚的“上象三山”。谢阁兰苦苦寻找,始终无果。最后他们来到距离西安12公里、临近临潼温泉的一个村子,而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老农为他们指出了陵冢的位置。

在游记散文集《路条》中,谢阁兰这样写道:“2月16日。临潼县。天空虽然是灰色的,却是阳光灿烂,激动人心的一天⋯⋯考察无果。没有碑,那些农民也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天色暗了下来,我们终于决定跟随一位自愿带路的农夫,沿着弯曲惨白的小路爬上西南边的小山,壮美的骊山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很可能就这么去临潼了,去泡我们向往已久的温泉⋯⋯走出黄土山口的那一刻,那座人造‘丘陵’便映入眼帘,呈现出完美的覆斗形。那绝不仅仅是座人工堆砌的土山,而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雄伟的黄土建筑(在骊山青紫的暮色下呈现出灰黄色)⋯⋯那坚实的地基、内敛对称的边缘、线条完美的张力以及波浪般优雅的叠加让人只能想到一个与之媲美的名字——胡夫,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当我走向这座雄伟的建筑时,我的心情正如当年我走向开罗近郊那三座大金字塔时一样。”

谢阁兰与长子伊冯,1913年摄于河南彰德府袁世凯公馆,他曾经担任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

在西安,考古队绘制了一份详细的西汉时期(公元前1、2世纪间)都城图。他们测定了包括周武王墓、西汉11座帝陵、秦代帝陵(公元前4世纪)在内的皇陵位置并拍了照片。其中得到考证的、年代最久远的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其父周文王、其子周成王等陵墓。

3月初,考古队从西安向西至乾陵,那里埋葬着唐代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及其皇后武则天。3月6日,一行人分头进行考察。在一个墓冢旁,谢阁兰发现了一匹汉雕石马(公元前2世纪),他立刻就意识到,他刚刚找到了“一件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别出心裁的艺术品”,谢阁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谢阁兰书简》中,他写道:“就是在这次考察期间,我有幸发现了这件石刻作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远东发现的最古老的艺术品。根据古文和碑文记载,这座‘马踏匈奴’石刻像创作于公元前117年。这是被发现的首个创作于公元前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念雕像。”考古活动继续向南进行,在成都周边,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汉代碑阙和石刻。谢阁兰对汉代石刻赞叹不已:“无穷的生命力,矫健有力,舞者般轻盈的身姿⋯⋯”

6月末,考古活动基本完成。在《谢阁兰中国书简》中,他对此次旅行做了总结:“我们发现了:1、一座公元前117年的雕像,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雕像中最为古老的。2、十几个雕像,年代不详,但符合汉代雕像特征。3、大约15座汉代大型石刻墓碑,碑面均刻有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非宗教人像。”

谢阁兰一行横渡长江,到达丽江时,接到欧战爆发的消息,匆匆结束了考察活动,取道昆明直赴越南河内,并在那里和妻儿会合,乘船返回法国,于同年10月初到达。

1917年-1918年.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天还是那片天,有形的天。可是,风水,那片无形的天,或者说对这片土地、自我和他者命运的预测——北京的风水正在一点点破碎、蒸发、烟消云散。”

谢阁兰墓碑,摄于谢阁兰去世的埃尔瓜特镇树林。

由于健康原因,谢阁兰回到法国后未能如愿去战争前线,加入靠近敦刻尔克的海军陆战队,而是被分配到布雷斯特海军医院工作。这期间,他有充足的时间写作并准备《画》的出版。1917年,作为法国招募华工军事代表团的随军医生,谢阁兰再次来到了中国。

1917年2月底,谢阁兰途径俄罗斯来到北京。随后,他来到南京负责为应招的华工检查身体。工作之余,谢阁兰继续其考古活动,他考察了南京附近的梁代陵墓。7月18日,由于华工招募工作被取消,谢阁兰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便离开了中国。

此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时期。北京已经不再是“他的”城市。“天还是那片天,有形的天。可是,风水,那片无形的天,或者说对这片土地、自我和他者命运的预测——北京的风水正在一点点破碎、蒸发、烟消云散。”

为了寻找另外的“理想之地”,谢阁兰又开始梦想去西藏,这片他在前两次中国旅行中从未踏上的土地。对探险家雅克·巴谷藏文化研究著作的阅读以及与热衷于藏文化研究的古斯塔夫-查尔斯·杜桑的交往,为谢阁兰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藏文化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杜桑翻译的《莲花生大士传》让谢阁兰对藏诗的韵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促使了其长诗《西藏》的诞生。

谢阁兰离开北京后先到香港,然后到越南河内,后到达新加坡,最后从新加坡乘船回到法国,那时已是1918年春天。回到法国后,谢阁兰仍在布雷斯特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但是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谢阁兰长期受到身体疼痛的折磨,却一直找不到确切的病因。身体的疼痛导致了精神的抑郁。后来他被诊断为“急性神经衰弱”,在菲尼斯泰尔省中心小镇埃尔瓜特接受疗养。

1919年5月23日,经过两天的寻找,谢阁兰的妻子在埃尔瓜特镇的树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直躺着,大衣折起来垫在头下,双眼圆睁,双手紧握——他的左脚光着,伤口很深,受伤的脚踝上紧紧绑着手绢,而那手绢已经被血液完全浸透了”。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散落在他的身边,书签指向《哈姆雷特》第二章

节选自《DEEP中国科学探险》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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