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羽
1965年5月4日，父亲张光宇走完了六十四年的人生道路。生前他是一个较有声望和有一定影响的美术家。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他的创作和艺术活动是多方面的，油画、国画、工艺美术、漫画、舞台美术、书籍装帧等等他都搞过，为此很难把他归入哪一行专业，笼统说就算是一个实用美术家吧。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是他那个时代环境和社会需要所形成的。他很多作品有较强的时间性，在当时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艺术影响。他的作品曾零零碎碎地发表过，有一部分已出版过画册，但原作大都散失。过去的一些艺术活动，随着时光变迁，很多知情好友的故去，他的生平也慢慢被人遗忘了。 这次《装饰》杂志，因张光宇是创始人之一，为纪念研究他的作品，约我写些东西。遗憾的是，由于过去生活动荡，我一直离开家在外求学和工作，很少时间和父亲相处，因此所知有限，了解不够，但此事又义不容辞，只能尽我所知，提供一些他的生活经历——为人处世、政治态度以及对艺术方面的片言只语等，给予对他有兴趣的朋友们一些背景资料吧。
家庭和童年
1900年我父亲出生于无锡一个中医家庭，曾祖和祖父张亮生是无锡有名的中医，也都爱好书法和绘画。祖父生有三个儿子，父亲是老大，老二曹涵美（因祖母娘家无子，从小便过继给舅氏，年轻时也爱画，有不少作品），老三张正宇（他受我父亲影响很大，也从事美术，晚年在书法上很有成就）。祖母娘家较富裕，是大家闺秀，但目不识丁，大概家里受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影响，早早结了婚，生儿育女，能做一手好菜，并料理家务。祖父家中收藏大量医书，还有不少字帖和木版水印的画册，也有《三国》、《水浒》、《西游》之类的旧小说。祖父行医之暇，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写字临帖等，空下来给孩子讲讲历史故事，高兴时也带孩子去看看大戏，逛逛崇安市场，逢年过节也给买些泥娃娃、面具等民间玩具，这些对孩子从小的影响不小。此外故乡的生活习俗，民间节日活动也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无疑这对父亲爱好中国传统和民间艺术起了作用。祖父的三个儿子都对艺术有兴趣，却没有一个继承祖父的医道。父亲见惯祖父店堂中愁眉不展的病人，便想从事一种令人愉快，自己又喜欢的职业。十三岁时外祖父曾介绍他去钱庄学徒，以便将来进入实业界赚钱，可他觉得枯燥无味，没有兴趣。十四岁时要求去上海读完小学课程。
从师学艺 谋生就职
在上海上学时，住在亲戚家，附近有一个演京剧的戏院，课余他常去后台涂涂画画，画点速写。后来就和戏班演员交上了朋友，常去后台串门，又在前台空座看白戏，因此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对京剧的人物形象、脸谱、服饰等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戏班演员们的交往，那种江湖讲义气、互相帮忙的气质也感染了他。京剧他很喜欢，有时也唱几句，并且还客串上台演出，但毕竟自知没有功底只能玩玩而已。小学毕业后，本想去投考美术学校，碰巧认识了画家张聿光先生，他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又兼上海新舞台戏院的置景主任，父亲便拜了他为师。老师留他在身边，为舞台画布景，而以后也再没有去美术学校学习。父亲回忆这段历史说：“我不后悔。我是在实际工作中受了锻炼，学到不少东西，如大面积的云山树林、亭台楼阁，这大都由徒弟来画，留下室内镜框中的画或其他精细部分才由老师来执笔，所以也就有了画大东西的经验。”这样约过了两年，二十岁时（1919年）经老师的介绍去生生美术公司工作。公司出版《世界画报》，请了丁悚先生（即漫画家丁聪的父亲，他也是老一辈的画家）任编辑，父亲当助编，从此他俩交往甚密成了极好的朋友，他称父亲为“肚块头”（即大胖子），父亲叫他“老丁”，后来他的儿子丁聪就叫“小丁”。 1921年至1925年他转去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当绘画员，画报纸上的广告，也画月份牌等宣传品。1926年又去担任了上海模范工厂的美术工作。在这个时期父亲已具备了独立生活的工作能力，家庭经济完全自主，还租了半间房子，娶妻生孩子，负担家庭的生活。美术工作是他的爱好，但也是他谋生的手段了。
扩大眼界 偷学技术
1927年至1933年，他经友人介绍，去了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美术室任绘图员。公司的条件非常好，请了不少外国画家，也有中国的，他们各人都有一套技法。虽然那些画家为了饭碗，技术保密，作画时掩掩藏藏，生怕别人学了去，但父亲说，“我还是偷偷学了不少东西，常去他们身边走过，眼睛一溜，心里就有数了。他们是防不胜防的。”他初去时的任务是画些零碎杂活，为别人的作品配花边框，图案画得要极精细，这和画布景可大不一样了。之后，洋主任满意，就增加一些创作任务，也肯放手让他独立去干，并且工资也逐渐增加，还格外增加假期。这样工作了好几年，受到不少锻炼，见识也广了。公司有各种国外的美术资料，西方不同画派的画册，各种商业广告印刷品和杂志等，这使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开扩了眼界，受到了西方美术的极大影响。这时他自己也有了经济条件去收集各类画片资料，订阅国外的美术刊物。他的兴趣也广，加上上海这个特殊环境，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他爱逛书店、旧书摊。书画、字帖、拓片、各种工艺品、民间艺术品、玩具等，他经常去收集。此外，除爱看京剧外也爱看外国电影，很注意电影中的画面和导演摄影的处理手法等。据我了解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十分注意观察，好像一切都围绕着将来如何在创作中具体运用的目的。
博览群艺 学以致用
凡是美的艺术他都喜欢，很少成见，当然也有偏好和比较欣赏和受影响较多的画家，譬如人物画喜欢任伯年，更爱陈洪绶（陈老莲），山水喜欢龚贤，对齐白石的画更是十分佩服。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古典画派，写实的伦勃朗以至后来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塞尚、梵高、高更之后的马蒂斯、毕加索、超现实的达利等现代画派，以及其他如日本的浮世绘，非洲的、印度的艺术，印尼的木雕等，他都欣赏，特别是墨西哥壁画家迪埃哥和珂弗罗皮斯的装饰画风对他影响甚大。他从各家的作品中吸收他们色彩造型和表现手法，在具体的工作中灵活运用。他反对艺术上有门户之见，认为每个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各有所长，应兼收并容。他常说，“人家总归有人家的道理的。”他也反对食而不化和生搬硬抄，他常说，“学而不用，学它干吗？”“老吃进去弗肯用出来，实际是吃得弗透，没有消化。”就是说学习不要脱离实践，强调“学以致用”。他也不赞成死学硬抄，说历史发展要不断创新，不能保守，艺术才有生命力。艺术可以受影响，可以借鉴或模仿，但应该有自己的东西，正如齐白石受吴昌硕的影响，但又不同于吴昌硕，学齐白石完全成齐白石第二、第三，大家都成齐白石也没有意思了。他早年受珂氏的影响，用珂的方法作画。珂氏曾去过上海和他见过面，见了他的作品，曾表示他的作品是中国式的，珂本人画不出来。对于中国的生活和传统情趣，不熟悉不了解，的确是无能为力的。
不作洋奴 自搞事业
在烟草公司任职期间，收入较好，但总觉得自己要搞些事业，便利用业余时间先后与人合作办过东方美术印刷所，还出版《三日画报》、《上海漫画》等刊物，并组织过漫画会。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父亲受此影响，坚决不愿再为洋人工作，便辞去待遇优厚的公司职务，打算自搞出版事业。公司的洋人深表惋惜对他说，“公司是大海，你是一条鱼可以在此畅游，离开了水你不会有好处的。”但他还是放弃了公司的工作。 1934年他和友人邵询美、叶浅予、鲁少飞、黄文农、林语堂、三弟张正宇等人合作，成立一个“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论语》、《时代电影》、《万象》杂志等，在当时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在此之前．父亲已经画了不少漫画、讽刺画等作品，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一些画友更是经常往来，互相交流，互相影响。
诚恳待人 热情交友
父亲的朋友很多，因为他为人厚道、诚恳、讲义气、乐意帮助别人。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租了较大的房子，和丁悚先生住同一个弄堂内，周围也还有不少朋友。母亲是很能干的，能做一手好菜，因此父亲经常带朋友来家便饭。父亲对家务事是不行的，一切靠母亲操劳，甚至搬家、出门理箱子多半是母亲一人做。有她这么一个贤内助，生活上不用太操心，可以专心一意地画他的画搞他的业务了。父亲对朋友是很肯帮助的，借钱或介绍工作是常事，总说，“朋友们有饭总要大家吃吃的。”借出去的钱，自己有困难，别人不还从不开口去要，总说人家一定更困难。有一次朋友借钱做生意赔了，请他吃顿饭就算一笔勾销。又一次为朋友作保，出了问题，人家就找保人，封了我家的门，反而代人还债。从此我家经济就困难了，只得紧缩开支和搬家。全家的生活完全靠父亲辛苦作画的稿费，所以他知道画家的艰苦，十分同情作者。他办杂志刊物时，凡稿子一采用，便马上发稿酬，逢年过节时还让母亲亲自送去，说人家过节一定急需用钱的。由于他的为人处世，朋友们都十分敬重他，也肯帮助他。他受了别人的好处总感激不尽，念念不忘。年轻时在戏院后台，突然肚子痛得打滚，俗称得了“绞肠痧”，京剧武生张德禄急忙亲自送他去医院才得解救，可惜这位好友早已不在人世，这件事他就经常不断提起。对朋友大都提他们的长处，常说某人是个好人，够朋友，肯帮人忙，某某有本事，靠得住等等。对一些人的缺点却常抱宽容态度，只说某人不够意思，没有肩甲（不负责任），某人滑头，拆烂污了，真不惬意等等，往往一笑了之。 人生处世 立场分明他对世态人情曾看得很淡，往往采取与世无争，超然旁观的态度，觉得人生是个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某个角色，像在演戏，好人坏人，上上下下。视政治也是个舞台。这些思想反映到作品中，对有些事物往往采取超然态度，即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就讽刺、挖苦一番，有时说是开开玩笑，寻寻开心等。这好像是作为一个漫画家所特有的风度和创作风格，但不等于说他的政治立场不明确。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分析看出，他是爱国的，反帝、反法西斯、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反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统治，向往民主自由，主持正义，要求进步，解放后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希望中国建成一个强大永不受人欺侮、人民生活幸福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加抗日 流离颠沛
30年代初，在时代图书公司搞出版事业，前后数年间，他画了不少讽刺画、民族风情画、装饰壁画、封面设计、小说插图、家具设计等，同时和漫画界同人叶浅予、鲁少飞、王敦庆、黄苗子、张正宇等人发起，组织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并成立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漫画抗敌协会，为中国漫画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代公司几经转手最后也办不下去了。家庭经济也发生困难，在我后面出生的三个孩子相继病亡，祖父因伤心也病故了。父亲一面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课，一面为报刊画插图、画小说封面等维持生计。1937年编辑《抗日画报》，直到上海沦陷，只留下祖母和我在上海，携家逃往香港。受香港星岛日报之聘任美术部主任，并继续画抗日讽刺画和插图等。有空也和美术界同人画人物素描、速写、风景水彩等习作。1939年为能亲身参加抗日工作，离家只带我（这时祖母在沪过世，我也去了香港）从东江游击区进入内地，同行还有丁聪、徐迟、李烈鸿（电影录音师），他们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电影工作。在重庆工作不久，因新四军事件和受延安去渝考察的好友胡考、张仃的影响，对国民党的反共和政治腐败大感失望。1941年将我留在内地求学，又重返香港星岛日报任出版主任，继续画漫画等。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为了生活与友人合资开饭店，设计了店面并画壁画装饰室内。后因自己画过不少抗日漫画是个抗日分子，听说有人要告发他，迫他去为日寇编《大同画报》，得此消息，便赶快连夜逃离香港，也不敢回家，托辞去广州湾搞分店。1942年又从广州湾携家逃难去桂林，路费也是向人借的。1943年，为了生活，租了一间办公室与新中企业公司合作搞美术工艺实验工厂，设计家具、建筑，画室内装饰画，准备发展工艺，此外仍在报刊发表漫画。可是好景不长，碰到湘桂大撤退，我那时上学也去了桂林，全家又一路逃难，吃尽了苦头。幸有友人帮忙，父亲也接到一批画扇面的活，筹作路费，才到了贵阳。后敌寇长驱直入，独山吃紧，由戏剧家熊佛西领导一批文化人也包括家属组成一个文化垦植团，一面搞文化工作，一面逃难，经遵义向重庆进发。
环境艰苦 画笔不停
父亲虽然在这艰苦环境下，仍抓紧一切机会画速写或素描人像，工具只是几支铅笔头、炭精条，色彩是几瓶干了的广告色、马利水彩和一个调色盒而已。内地的纸是宝贵的，他从不浪费纸张，所以拣到几张破纸就用来画速写。他很勤奋，沿途手上总带着速写本，随时可拿出来画几笔。遇到各地风土人物、房屋建筑、窗饰图案、花鸟鱼虫凡有兴趣的都勾下来。他自认不是科班出身，即没有经过正式美术学校素描静物等训练，但认为，同样要把握现实，面对自然就要老老实实地观察描写，忠实地刻划形象，玩不得花样。他的速写很有特色，也是他的生活记录，有时有所感，常在画边写上几句，聊以自遣。例如画了一条躺着的瘦狗，边上写下“中国狗”三个字，深感中国的贫穷苦难，连狗也这样可怜而萎靡不振的。
专心创作 为民主战
1944年底，总算到达重庆，老友叶浅予、廖冰兄欢迎他去北温泉，并建议他集中精力重振战笔。全家便去北温泉租房住下。他一下画了五幅漫画，参加了重庆的“漫画联展”，接着又用四个月时间画了长篇讽刺画《西游漫记》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当时创作时，被住在隔壁的军统特务发现，便天天在门口破口大骂，不断捣乱，目的是不让父亲安心作画。好在画即将完成。当时作画的条件很差，一块木板，架在逃难随身带的箱子和铺盖上，这情景廖冰兄曾为他画过一张漫画像，十分生动真实。1945年日本投降，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举行了画展，很受观众欢迎，但展出时不注意，被特务偷走一幅画。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展出，还连夜赶制了一幅补上。1946年回到上海原打算再展出，但政治压力加强，《西游漫记》被禁止展出。国民党坚持反共打内战，杀害民主人士，看来上海也呆不下去了。
走革命路 为党工作
他只得又去香港，被聘于“大中华电影公司”任美术主任，主持试验拍卡通片，不久试拍成一个片头，效果非常好。当时一起工作的有廖冰兄和特伟（他也是漫画家，解放后回来负责了中国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但后来因为经费等问题，这一事业未能开展。1948年他又被聘去“永华电影公司”任美术主任。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同时，他没有放弃绘画，仍抽空画插图、讽刺画等，并加入了进步团体“人间画会”被推为会长，实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在电影界也作了不少工作，组织读书会，搞募捐演出，画巨幅毛主席像等工作，迎接广州的解放。我当时杭州艺专毕业在家，也在电影公司工作，作为他的帮手，也参加了画会和电影界的读书会。由于他的地位和资历，家里总不断有画界和电影界的朋友来往，工作相当忙碌。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在美术界和电影界扩大左派民主进步势力。虽然自己不是党员而实际却做着党的工作。广州解放，本急于回国，但留下的工作要交代，一家人回来准备行装，变卖家具杂物，筹措路费也很不易，直到1949年底，一颗向往革命建设祖国的心，使他不顾一切，克服困难，回到北京来了。
从事教育 服务社会
回国之初，生活一时也很困难．一家人全都寄住在好友叶浅予家里，挤着打地铺，之后才租到一间十分潮湿的民房住。他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在实用美术系和张仃同志一起搞教学工作，倒也志同道合。后来实用美术系改为工艺美术学院。对美术教育，根据切身经历，他有一套想法，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不善言辞，没有系统理论教育经验，对学生讲课像是茶壶倒饺子，加上学校政治运动中教师间的复杂心态，教学观点不一，常有蜚语。他说，我不想争权更不想做官，只想实实在在地工作，出些成果，为什么老这样别别扭扭。为此他曾十分苦恼，怀疑自己是否合适搞教学工作。他很爱努力学习、有才华而人品好的学生，常为他们的成绩高兴，只要学生理解和需要，真愿将自己的所知，“一榻括子（全部）倒给他们”。这是他的真情，相反他对子女的教育却没那样关心，说是，自己去“闯”吧。除了学校的工作外，他担当的社会任务也很广很杂，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找上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对来访求教的，他总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谈，出主意，还亲自动手帮助解决问题。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故各方面都要来找。他来者不拒，总说，这些事是“打杂差”，但都是人民需要的实际工作，你不肯做．谁去做呢？应多为人民做些事，人家也是看得起用得着才来找你的。因此解放后自己主动去画的东西不多，讽刺画极少，倒是被动地被约稿画了不少民间故事插图、封面装帧设计，其他还有舞台服装、布景设计、电影美术设计、邮票、徽章、展览会设计、杂志编排，以及国徽图案、人大会堂宾馆的室内布置、家具设计甚至游行队伍的设计等，总之整天忙于应付门市。其实他何尝不想有多些时间和条件去画自己所最喜爱的装饰画呢？这是他多少年来的心愿，多么想创作出自己理想中美的形象．来使人们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美好。1956年他得了高血压病．但工作仍很忙碌。病中还为动画片“大闹天宫”人物造型和美术设计。1960年又发病，行动和说话都不便，完全在家休养，但他仍用不太灵活的手．颤抖地为文汇报画文艺刊头，用水墨画京剧金钱豹，画定军山老黄忠，题词为“老当益壮”。可见他多么想战胜病魔，能再奋笔作画呵。
老妻照顾 寂寞养病
很奇怪，生病之后，除了几个亲近好友偶而来看他，就很少有人上门来了，家里突然十分清静，他不免感到寂寞，整日不言不语，困难地重新翻阅他爱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想从中找到什么似的。生病期间，生活全靠我母亲伺候，因为儿女都各自有工作，不在身边，一日三餐，买菜做饭，扶进扶出，都是母亲一个人，真是十分劳累。父亲知道这一辈子所以能专心工作而没有后顾之忧，多亏有妻子的帮助，如果没有母亲默默无闻的劳动和支持，那困难是很难想象的。1965年5月4日，病又复发，他紧握住妻子的手不放，流下万分感激之泪，与世长辞了。
片言只语中了解父亲的艺术见解
父亲的一生，很多时间在战乱中度过，流离颠沛，环境坎坷，肩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可仍时时不忘对艺术的追求；勤奋好学，不断从生活各方面吸收养分，所谓见多识广，更重要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积累经验。他平时没有长篇的理论叙述，只往往在某些场合，流露几句很能解决问题的话，可惜限于我的水平，理解力差，也没有在意记下来，只好尽力回忆，也许有错误，望行家指正。如他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常说，“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又如他体会到不同艺术的特殊性包含着共同性，有它们的共同规律，所以常说，“许多道理是一样的，画画也像写文章，像唱歌，有章法，有节奏”、“书法和绘画的道理是相通的”等等。他知道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所以十分注意生活的积累，艺术形象的积累，说，“见多识广很重要”、“人脑像只书橱，平时要多装些书进去才有用处”等。对客观自然的观察他是忠实认真的，常说，“画素描速写不像是创作，应该老老实实的”，但也感到艺术创作不等于生活单纯的再现，说要有想象力，他常开玩笑地说，“我是骗骗人，是造谣言”，“造谣骗人也不容易”。的确，造谣骗人使人相信，是需要抓住事物要害，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当然不能使人信服，艺术也就失败了。艺术创作，他说，“胆子要大，不受拘束，不排斥变形夸张，按自己的意愿去表现”，并主张创新，放得开，做到无法无天；但也说，“有法才能无法，无法是从有法来的”等。 他很强调艺术造型的装饰性，认为不管古今中外的美术创作，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装饰性，各有主观上不同的艺术意向，不论古代希腊、埃及、现代西方、非洲、东方印度、中国、日本、印尼等，无不带有各自的装饰性和造型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艺术上的形式规律。他说，“重视形式不等于脱离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他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他说，平常要多看，但临到面对白纸，就要丢开一切和这张无情白纸作斗争，接受考试了，开始你心中的点子不妨要多些，但最后比较之下，选择一个最佳方案，是谓“先作加法，后作减法”，并且说，“一幅大画，要当小画来作；一幅小画则要当大画来作，别看一个小封面和一张邮票，尺寸虽小，天地很大。” 在画面构成上，他十分注意结构的严谨，灵活运用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理论，讲章法、布局、间架、虚实、气韵等，以及方圆、刚柔、巧拙、多样统一等规律，十分强调画面的调和，说不调和和不协调即等于是失败了。这方面的话语是不胜枚举的。在艺术风格上他不反对有不同的流派，各有追求，各有所爱，但不该有门户之见，独此一家，应互相尊重．互相促进，中国美术事业才能繁荣兴旺。艺术欣赏像对中国菜肴，全国就有各大菜系，各有不同风味。丰富多采，才能满足人民的不同口味不同爱好。烤鸭虽然好，只吃北京烤鸭也是不行的。对自己欣赏和喜欢的，也应该能“钻进去、并跳得出来”像战将攻阵“能杀进去，又能杀出来”，不被框框束缚住。对自己的作品，他也常不满足，对过去的作品常说，“弗灵”，又说，“自我满足，就难有进步，等于关门堵自己的路，千万弗要翘尾巴”。他特别尊重佩眼有才华和有技能的艺术家，不仅是知名的，像齐白石他愿叩头拜他为师，那无名艺术家也一样。见到故宫建筑的宏伟、雕刻造型的生动，会激动得流泪。他对民间艺术家，常赞不绝口，无论是捏面人的老艺人，或做小泥人的无锡老太太，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剪纸艺人，他都推崇备至。他尊重那些热爱艺术孜孜不倦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常说，某人是个“艺术家”、“有艺术家脾气”，同时也十分厌恶一些追名逐利为之勾心斗角的人，他说这些人是“政客”、“想当官的”、“不是搞艺术的”，可见“艺术”这一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多么的崇高。
学用结合的道路
我父亲所走过的是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学习成长是通过个人不断奋斗、不断工作实践、个人的志趣和社会需要相结合中形成的，是学与用的结合，是他那个历史条件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他的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产生过一定的社会效果和艺术影响，不管是好是坏，是大是小，都可由美术理论家去评说，属于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或形式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什么派，我不清楚，想来父亲自己也始终没有弄明白。据我观察，他总是在艺术道路上摸索前进，根据具体工作，觉得应该怎样画就怎样画，应该怎样表现就怎样表现，一切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都可用来为达到自己创作目的服务，发挥其最佳效能。这也许可以扣上一顶艺术上的实用主义帽子吧。我不是理论家，不该妄加评论，恳请行家见谅。而今历史已改变，社会在发展，这样的路是否还有值得借鉴之处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社会分工各方面的需要更是越来越细，艺术的职能和道路也相当拓宽了，各方面需要多种多样的美术人材，如何训练培养新的一代艺术家呢？怎样去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把祖国现代化装饰得更美好，这是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教时常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他生前未能实现的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