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徐冰是在尹吉男那本《独自扣门：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里，三联版的，时间大概是95年，地点应该在山东艺术学院旁边的济南三联书店。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现代艺术的启蒙读物，看完后我开始结交搞艺术的朋友，觉得这帮善于“无中生有”的家伙特有想法。
读研究生的时候，身边就颇有了几个这样的朋友，其中一个长的特帅，夏天的夜里喜欢爬到图书馆楼顶上去，与三两个朋友弹着吉他唱崔健的《假行僧》和《花房姑娘》，那作派酷毙了。另一个长得其貌不扬，一看就像搞艺术的，毕业的时候他搞了个个展，死活拉着我写评论，推脱不掉，我装神弄鬼地在一张稿纸上手写了两三千字送到报社去，发了，但署的是记者的名字。爱屋及乌，我对现代艺术的兴趣扩展到搞艺术的人，写小说喜欢把自己的女朋友说成画画的，私心里也特希望找个搞艺术的做女朋友（当然我也想过找个会弹钢琴的，但那主要是从教育孩子着想），如今这样的女性朋友倒也不少，可惜天南地北的，离得都太远。
外滩三号
关于徐冰，尹吉男那本书主要介绍了他的《析世鉴·天书》，《天书》还有方力钧的泼皮肖像、吕圣中的招魂剪纸是那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作品。所以，虽然隔了好多年没留意徐冰，朋友一提，立刻就勾起了我的兴趣。朋友提起的是他最近在上海搞得一次装置艺术展《烟草计划》，地点在外滩三号的沪申画廊。我不是美术界的行内人士，但就一个爱好者的了解，上海虽然颇有几处艺术分中心——诸如浦东的画家村、多伦路的名人街、虹桥路的一些画廊，但外滩周边仍然是绝对的最中心：人民广场周围有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大剧院画廊，苏州河北岸有东大名仓库一条街，南京路上则散落着朵云、顶层等画廊，画家和画商们聚集在外滩周边，不仅因为这里人气旺，更因为百年外滩如同一幅画框和背景，这里发生的一切行为和事物都自然给打上了艺术底蕴和历史意味。2004年年初，翁菱女士主持的沪申画廊就在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隆重开张，并以其汇聚20余位现代艺术家的“超越界限”主题首展，和位于外滩三号——一座新古典主义大厦里的选址，显得不同凡响。
徐冰《烟草计划》的展出时间是8月21日—9月22日，9月5日星期天，我约了一位同有此好的女士前去参观，走在福州路上了，忽然想该先打个电话，结果电话里的自动回复告诉我们星期天画廊休息，害得我在女士面前很没面子，尴尬半天，只好带她去博物馆看古罗马文物展补过，外加一餐必胜客的皮萨。第二天中午，我一个人重新来到位于广东路路口的外滩三号，秀气内敛的石头门边放着一个不大的海报牌，告知三楼的沪申画廊正展出《烟草计划》。侍者优雅地拉开门，指示了电梯的方向，出了三楼电梯，我左右张望，右手廊间两位小姐坐在案后，左手远一些的地方放着一个关于展览的海报板，我犹豫了一下走向左手，到了才发现那里是安全梯，重新走回来，两位小姐坏笑着不待我问指了指旁边的一个门，同时递给我一份印制精美的介绍材料。走进透着幽兰灯光的展厅，左边靠门处，一台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有关布展的纪录片，右手洁白的墙上，灯光照亮处，赫然贴着徐冰《烟草计划：上海》的中英文标题。
从达勒姆到上海
徐冰的《烟草计划》包含了在两个“特殊地点”的展事活动。《烟草计划：达勒姆》于2000年11月在美国卡罗来纳的杜克大学举行，组织者为该校的阿部贤次教授。《烟草计划：上海》由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策划，是上个计划的延续和完成。据策展人巫鸿介绍，《烟草计划》萌生于徐冰2000年初受杜克大学邀请，对该校所在地达勒姆(Durham)的一次访问。徐冰说一到此地，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空气中无所不在的烟味。陪同者告诉他达勒姆自19世纪末就是美国香烟制造业的中心，该地香烟业的奠基者詹姆士·杜克(James B. Duke，1865-1925)就是杜克大学的创立者。而今天使达勒姆城著名的不但是它的香烟厂而且还有它的癌症研究中心，其资金来源仍然主要是当地的香烟业。在当今世界一片高涨的“戒烟”声中，这些似乎荒谬的联系——香烟业和高等学府、推广抽烟和支持医学 ——一下抓住了徐冰的注意力。《烟草计划：达勒姆》着重于烟草巨头杜克和当地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关系。这个关系构成了《烟草计划》的历史背景，而徐冰对展览场地的选择——包括杜克起家以前所住的农舍，由扩大后杜克庄邸改建的“达勒姆烟草博物馆”，杜克大学中心图书馆以及校友会大楼，荒废的制烟厂等等——都突出了这些关系。如今，《烟草计划》延伸到上海，上述主题是否还适用？达勒姆、杜克、香烟跟中国上海又曾发生过什么联系？徐冰自述在他开始为该计划做研究的时候就有了上海部分的概念，因为他发现詹姆士·杜克和中国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据说，杜克在得知卷烟机发明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拿地图来！”然后当看到中国地图下“人口：4.3亿”这个传奇般数字时，他立即宣称：“那儿就是我们要去推销香烟的地方。”
“黄金叶书”与“虎皮地毯”
展厅的第一件作品，是玻璃罩内一本大大的书，摊开来有一张麻将桌大。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一书页是用金黄的烟叶压制而成；其二书页上印的是引自一本研究著作的关于杜克公司在华扩张的文字。书本是知识的载体、是教育的工具，用烟草来制作书本，再没有比这更巧妙的关于杜克公司与杜克大学关系的隐喻了。而如果说这还是对《烟草计划：达勒姆》主题的延续，那么书页上关于杜克公司在华业绩的记录，则无疑是上个世纪初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缩影。书页上有这样的文字：
……从1902年的12.5亿枝增加到1912年的97.5亿枝和1916年的120亿枝，1916年的销售产量为1902年的10倍。到了1915年（此后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每一年里，只有一年例外），美国每年销往中国的香烟比销往世界其他国家香烟的总数还多。早在1916年，中国人消费的香烟至少达到了美国人香烟消费量的五分之四（1916年美国人吸食了157.5亿枝香烟）。
作为这个日益兴盛的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公司，杜克的英美烟公司1916年在中国的销售额高达2075万美元，获纯利润375万美元。如此之高的销售额和如此可观的利润使杜克感到欣慰。“我们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当时对报界说道，“对那里的潜力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据介绍，这些书页上会放置烟虫，在展览期间慢慢把书页吃掉。我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什么小动物，或许条件所限，这项计划不能实现。尽管如此，我对徐冰的这一设计却充满想象，他是为了保证展览的价值，突出它的暂时性和一次性么？还是隐喻两足的“烟虫”正在吞噬人类的知识积累？抑或想借烟虫噬咬的方式忘却、重写这段历史？我取出相机准备把这个谜带回去好好研究，刚拍了一张，空旷的展厅里忽然走过来一个年轻而潇洒的西装保安——外滩建筑里的保安也一律那么干净清爽——对我礼貌地说“先生，您不可以在这里拍照”，我说我想写篇关于这次展览的文章，他稍一迟疑，说那您继续。
或许是已近午饭时分，或许这个城市里现代艺术的爱好者不足以多到支撑如此“漫长”的展期，偌大的展厅，参观的人并不多，在我参观的一个多小时里，有过一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走马观花，有一对老外夫妇看得较为仔细，两个像是行内人士的参观者谈论着布展的细节，一个小姑娘和一个中年男子四下瞅瞅，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仔细欣赏每一件展品尤其是上面的文字。转过一面展板，进入一个被很多参观者称为客厅的大展厅，地板上一面巨大的黄白相间的铺设物特别吸引眼球，仔细看时，竟是一支支竖立的香烟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或头或尾恰好黄（过滤嘴）白相间。据策展人介绍，这件作品共耗费66万支也就是66箱香烟。如此巨量的香烟排在一起，给人的第一感受自然是震惊，然后就是看上去很美。很多人把它称为“虎皮地毯”，但我的第一感觉是一枚巨大的烟叶。有意思的是，如果看得再仔细些，会发现有些香烟上被写上了中英文的人名，我猜这不会是徐冰的设计，有可能是布展的某些小伙计塞的私货，就像中国人每到一地习惯留下“某某到此一游”一样。我蹲下来，细细欣赏这面巨大的地毯，不时转换一下角度，拍一些照片，可是当我转到对面时，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毛骨悚然——地上的香烟一律是倾斜排放的，当我在倾斜的背面观看时，看到的是“一袭华美的袍”，可是当我转到能看到烟丝的另一面，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的癌细胞、无数的溃烂面、无数的小陷阱、小地雷、小炸弹，我感到浑身发痒，赶紧拍了一张照片离开了。我不知道徐冰对这幅作品的设计理念怎样，也没听到有任何专家学者对这幅作品发表意见，但我强烈的生理反应或许已对它的意义作出了诠释。
两幅或者三幅长长的画卷
紧挨“虎皮地毯”是一张长长的条案，案上有一幅长长的画卷，我从左往右看，画卷上先是一幅幅的书法题字，走了几步，看到画面，才一下子明白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图》全本，当然是复制品，两年前上海博物馆国宝展上展出过真本，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每天都排出去几百米的队伍，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冲着《清明上河图》来的，我曾有意报名担当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以求假公济私，主管者也同意了，但最终因为自己无法挤出一个整天而与之失之交臂。《清明上河图》画卷的中间压了一根同样长的白条，仔细看时，竟然是一根超长的香烟，不是对接的，是完整的一根，走到画卷右手看，香烟正在燃烧，有一米长的距离已经烧完，画面上留下烟灰。我偷偷拨开一部分烟灰，看到画卷的有些地方被烧穿了，有些地方则留下熏烤得斑痕。《清明上河图》，中国艺术的瑰宝，它所描绘的内容，是东方人祥和的日常生活，如今一支西方人发明的香烟在上面燃烧，烧过之处，树木、桥梁、楼阁、道路、小河和嬉戏生活着的人们被分割、被烙印。或许这就是西方工业与东方生存的关系吧，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强力切割。此时此刻，当我吊诡地听着同样来自西方的班德瑞的音乐，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眼前忽然浮现出《清明上河图》上那些自在生活的子民，那些我们的祖辈，他们永远地凝固在那片祥和的天地里，茫然不知来自另一个时空的一种叫香烟的奇怪的东西正在向他们燃来……。
离开《清明上河图》三两米，是一面开有窗户的墙壁，墙壁包括窗玻璃上，徐冰绘了一些素描和速写，正是20世纪初外滩的景象：高楼、码头和黄浦江。这幅画卷很长，占了整整一面窗墙，窗子自然割断又通过玻璃上的勾画连缀了这幅长卷。其中一个板块绘制的是一些码头工人正在从船上往码头卸货，货物是一个个标准的箱子，大小很象小学历史课本上绘制的鸦片箱，但我知道鸦片此时已不可能公开买卖，因此我武断地猜测它是香烟——尽管它也可能是肥皂等其他日常消费品。历史记载，20世纪初的上海，是英美烟草公司驻中国的总部，外滩码头是当时最繁忙的香烟运输码头，如今的浦东陆家嘴当年建有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大货栈。
仅看这幅画卷，也无甚特别之处，不过是一段历史的素描，但徐冰的高明在于，他把这幅画卷放在了一个特殊的画框里，或者说这幅画卷下又叠印了另一幅绝妙创意的的作品——透过薄薄的窗纱，外滩和浦东便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中间的黄浦江水缓缓流淌。面对这幅组合的作品，除了拍手叫绝，当时我几无可言，这是本次展览最让我激动的作品，是装置艺术或者叫偶发艺术的魅力所在。两幅外滩画卷叠合在一起，让你产生无尽的联想，你会想到时间、历史，上百年的历史如此巧妙地被压缩在一幅画面里呈现。你会想到对比，因为这两幅画卷，从形式上说，一幅是最简洁的静态的素描手绘，一幅是最复杂的动态的全息生活，当然你也可以说后者才是最简单的，当历史和现实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历史的凝固、扁平和现实的生动、丰满吗？然而对我来说，站在窗前，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重复”。这两幅画卷是何等地相似，21世纪初的上海难道不正重复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路，那个全球化的老路，那个资本主义扩张的老路，那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老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矗立起了外滩浦西万国风格的老建筑，20世纪末21初的第二次全球化扩张矗立起了浦东万国资本的新大厦。历史虽然已经演进了一百年，同时见证两次扩张过程的人已不多，但是不息流淌的黄浦江却见证了两岸发生的这一切。
唐诗、毛选及其他文字
诚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徐冰的艺术贯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文字符号的敏感和充分利用，以及由此体现的敬畏和尊重，此前的《天书》和用电脑写的英文方块字都是如此。这次展览也没有放弃他的这一优势。转过铺有虎皮地毯的客厅，在另一个展出单元里，以文字为主的符号系统与各种烟草物品组接在一起，滋生了各种耐人寻味的意义。《回文书2000》，在一个用来印制卷烟纸商标的转柄机上，挂着一轴卷烟纸，但纸上的文字却换成了Robert Durden 关于香烟的记述。而放在木盒里的“徐冰牌香烟”全部是双头过滤嘴，木盒外写着类似于“汇丽”的中文字样和“NATURAL CHINESE SPIRIT”的英文，后者无疑仿照美国烟盒上的“NATURAL AMERICA SPIRIT”。有一件作品是一些中外烟的广告画，引起我兴趣的是哈德门烟的设计，两个30年代时髦女郎的头像下写道：“她俩说——吸来吸去，还是他好”，这个充满色情隐喻的广告，让人很容易想起今天流行的一些广告词——丰乳器“做女人挺好”，壮阳药“做男人也挺好”，浴缸“泡的就是你”，洗衣粉“今天你泡了吗？今天你漂了吗？今天你干了吗？”——相隔几十年，广告创意如此惊人的相似，是巧合还是这本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
徐冰在所有能分解的香烟构件上书写文字和符号，而且由于所选文符的巧妙，产生出诸如反讽、隐喻的修辞效果。《烟缸》的底部印着禁止吸烟的字样，透明有机玻璃做的《徐冰烟盒》里香烟颠倒而放，恰恰摆出一个交通信号里的“禁止通行”符号。《火柴书籍》用橡皮印章将Robert Frost 的“Fire and Ice”印在纸板火柴上,“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Yes, light longing desire need comfort risk.”《唐诗》则将李白等人的英文唐诗印刷在折叠的香烟过滤纸上，厚厚的一沓，像一本微型的口袋书。英文的《道德经》被印在一条条的封嘴上，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则被印在每一支中华烟上，用大红的铁盒包装。
拼贴是现代艺术的基本手段和艺术特征之一，拼贴的结果是两个本来毫无关联的事物因此而产生意味，其实现代艺术主要不是一种给人以美感的形式艺术，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观念艺术。至于意味为何，则可以任由观者理解，例如过滤纸上印唐诗，我们可以想到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化与工业等宏大的命题，也可以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创作方式，已为今天的诗人换成了“手里夹着香烟，在喷云吐雾中作诗”。而毛泽东语录的引进，则牵出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与无产阶级革命”等联想。
中谶与病例：原始档案的魔力
在当今这个商业无孔不入的社会，艺术常常无法摆脱商业的纠缠，甚至以反商业为主题的艺术有时候也被纳入某种商业逻辑，就像另类可以成为时髦、反对媚俗的先锋有时候竟然成了一种最有效的媚俗手段。然而，现代艺术虽然无法摆脱商业的陷阱，却可以在身陷其中的同时呈现这种陷落。现代艺术的这一特征，也是现代性的特征、理性的特征，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反思性。
在作品《中谶》中，徐冰依次排列了如下五份档案材料：第一份是英美公司在华销烟的原始记录，第二份是英美公司在华盈利结算表，第三份是杜克先生资助杜克大学前身三一学院的信件，第四份是杜克大学资助徐冰《烟草计划·达勒姆》的文件和支票，最后一份是某美国收藏家收藏徐冰《烟草计划》作品的收藏支票。这件不着一笔，完全借助原始档案的作品真是精妙绝伦，《中谶》这个标题使它变得很是诡诈，表面上看，似乎指的是杜克公司的金钱取之于中国人又还之于中国人。但请注意，被笼统地称为中国人的能指其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指烟民，后者则是艺术家；同样能指金钱也发生了变异，前面是一种商业利润，后者则是对教育和艺术的支付（支援）；而金钱也并非这条关系链的唯一线索，事实上在香烟和艺术品中间也有某种隐蔽的联系，它们在效果上有时候都可以视为“精神的鸦片”，给人以快感和眩晕，有时也催人思考。
另一份原始档案出现在《双面日历册》作品中，贴在日历册上的是徐冰患肺癌而死的父亲住院期间的化验单、治疗纪录、病历卡，据说当时在达勒姆展出时，徐冰是把它用投影仪打到杜克家的房子上的，配以英文解说，以至于让巫鸿看的毛骨悚然，上海的展览由于没了杜克家族这个对象物，无法延续这种做法，但这样一份艺术家直系亲属的死亡病历放置在这个烟草计划的展览中，产生的控诉力量仍然足够震撼。
烟斗、烟盒与火柴树
徐冰的另外一些作品未必有深刻的含义，但却足够睿智，例如作品《filter》(《过滤》)是一个组合烟斗，一个共同的组合烟锅伸出六个材料和形态各异的柄，形状酷似一个轮船的轮舵——有人或许因此而想起香烟的海外运输。作品《四舍五入》则在两个三五牌香烟盒上画上了两付算盘，算盘上恰好拨出“四舍五入”的操作。《手提电脑》以铁盒的中华牌香烟做道具，打开的烟盒盖被设计成一个显示屏，显示出wiondows的操作界面，盒里的烟上则画有键盘，各种字母符号一应俱全。另有一株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漂亮的小树，树枝、树梢被染成火柴的红头。而在苏州河边丹徒路上一座建于20世纪初、未经修改的的旧香烟仓库里，附设了该计划的外围展场《烟语——1902》：展场地板上摆放了霓虹灯管制作的如下文字，“烟发明。又为最利便最满意之新法。盖纸烟之制法。乃机器所造成。整齐纯洁。最有合于卫生者也”，参观者来时，则有干冰制造的烟雾喷出，霓虹字幕即在烟雾缭绕中朦胧呈现。据说，开幕头两天，有专车接送参观者去外围展场，但喷一次10分钟的干冰就要消耗1000块人民币，所以这个外围展也只能演示两次。我无缘目睹，只能看看电视里播出的录像。
中午12点多，画廊里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保安可能想吃饭了，进来穿梭了好几回。我歉意地出来，与画廊小姐寒暄几句，留下一张名片最后一个退场。走出外滩三号，抬头看看这座经历了近百年风雨、见证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两次扩张的大厦，忽然决定去完成一件我的行为艺术作品。于是，我穿过地道，来到外滩，站在可以被纳入画廊窗框的地方，让自己成为画廊里观看的风景，同时，我又反身去观看那个画廊，那座新古典主义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