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良先生出生于民风淳朴的辽西农村，家乡的山山水水以及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农家生活，赋予他善良、 宽厚、 热情、爽朗的性格，也形成了他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性情和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贵良先生自幼喜欢书画，以自然和生活为师，脑海中那些生动的、隽永的生活画面，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倾诉话题。然而艺术创作仅有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具备很多重要因素，其中良师点拨是关键一环。师从于著名画家刘继卣，是贵良先生人生和艺术的拐点。从此，他往日那些探寻的苦恼化成了孜孜矻矻的勤奋，他的艺术梦想插上了飞翔的巨翼。刘师擅长动物、人物、花鸟、山水，传统功力深厚，画风雄秀兼备，贵良先生近乎“贪婪”而执著地从刘师身上汲取着营养。近40年的艺术实践，贵良先生一面深刻研磨着刘氏风骨，一面体味和丰富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在作品题材方面，他也在全面承继刘氏衣钵的基础上，特别把他喜爱的动物和花鸟题材作为自己的主攻点。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一选择是十分明智的。因为焦点集中，所以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某一领域的拓展和掘进，进而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
观贵良先生的画作，花鸟作品几乎占了大部分。从诸如《晨妆图》《静思图》《踏雪图》《秋恋》《天伦之乐》等这一系列作品名称当中，你很难想象得到，这些画的主角竟然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家鸡。贵良先生的这一选择绝对是源于童年生活的记忆和他对农家生活的关注和热爱。他在《醉沐春风》一画中题道：“余生于辽西农村，自幼酷爱绘画，尤喜画鸡。秫篱土墙，晨风晓露，与鸡相伴。相与戏嬉，逗趣成欢，跳跃追逐。久之，鸡之高鸣低吟、饮啄顾盼、飞鸣争斗，皆有所悟。常以石当笔，以地为纸，随意涂之。成年后，对鸡更是情有独钟，常以鸡为题入画，但甚觉其中之深奥、路径之艰辛。”这段朴实的独白，让我们洞见一个艺术家感人的成长历程和为人为艺的谦逊情怀。
王国维论诗有“隔”与“不隔”之别。“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诗如此，画亦然。当我们吟颂“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时，《诗经》时代“鸟虫引心”的情境跨越了时空，宛然眼前。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幅生动感人、亲切朴实而又意趣盎然的画面。当我们品味贵良先生的作品时，我们仿佛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中：在静静盛开着的迎春花、扁豆花、菊花丛中，在堆着南瓜、挂着玉米、摆着石碾、散着秸杆的农家院里，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白杨树下，在雪落无声的篱笆墙中，那些鸡或闲聚、或高鸣、或迷醉、或静思、或寻觅、或游赏它们享受着乡村的宁静、农家的富足，享受着四季、享受着生活。这些作品可谓“不隔”甚矣！但是，“不隔”又有浅深薄厚之别。贵良先生的作品流露出的真切、清新决非在庸俗的现实主义中可以得之，而是在厚重之中颇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样的“风人深致”。他将小小生物放在广阔天地的大背景中，以小见大，要抒发的是他的内心对自然景象的深切体会，要表达的是主观情绪作用下的客观物象。“心灵是一张白纸，等待着经验来书写”。欣赏着这些多姿多彩的画面，不由得赞叹贵良先生深入生活之深、观察生活之细、体悟生活之独特。饱览了画家这些充满感情的塑造，我们的心中又怎能不涌起故园之情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贵良先生立足于生活，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在自己擅长和热爱的题材上做了富于纵深性和多向性的探索，这一点是尤其值得肯定的。我认为，与一些盲目追赶时风或跟着市场转的创作相比，贵良先生的专注更贴近艺术创作的本质精神，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历史的考验。
在对待笔墨的态度上，贵良先生深受其师刘继卣先生的启发。他秉承了刘师对传统文化和中西方文化结合方面的认识，继续发掘传统笔墨在当代审美视野中的文化意义和独特价值。他以多年积累的传统功力为底色，以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为颜料，为生命写意、为生活讴歌。在创作中，他采用了工写结合的形式，以传统的写意为主，从符号学和视觉文化的角度来看，既彰显了线条的抒情性特征，又在墨与色的运用和皴、染等技法方面表现了一定的传统功力和时代审美特征。他的写意，不是狂怪怒张的涂抹，也不是故作潇洒的放纵，而是画家对自然、对生命、对家园的成熟的、深情的咏叹。尤为难得的是，贵良先生的写意充满了质感，在营造意象时“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在“心与物游”的层面上，生成了情景交融、雅俗共赏的意蕴。
中国画怎样体现时代感？贵良先生的艺术实践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笔墨体现时代，既是一种艺术的自觉，也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应该说，人类真正的艺术创造，其动力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内心的需要和愿望，是真、善、美开出的心灵之花、智慧之花。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的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贵良先生的创作更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更契合中国画深层的人文精神，更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