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人们常说的“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62。母亲从报上经常出现的词中为我选择了一个能带来希望的名字——展望。

我从小的家是在北京西边城墙下的护城河沿儿，那是由一排排像营房一样的工厂宿舍组成的大院。父母同在北京最大的一家印刷厂工作。父亲是从山东老区随报社迁来的，母亲是从济南初中毕业后返回北京老家的。我从两岁到四岁被送到外祖父家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式民居：中间正房两边连同耳房和侧房一起围成了一个院子，在院子中央有一只大陶缸用来养鱼，还有一棵大枣树。房间布局也是老北京式的：八仙桌、条案、中堂画（我外祖父自己画的）、对联（也是他自己写的），还有大花瓶等。每天晚上都要把纸窗帘卷起来。外面扣上木板，看起来很安全。

那时侯有两件事使我至今不忘，一个是由于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我那“营房”式的家经常遭到“袭击”。再一个是我那时虽然只有六七岁，但是居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拆城墙的活动。记得那些砖上刻着字和年号（后来做了我家自建的厨房基地），每当我感叹北京没了漂亮的城墙时也不禁有些尴尬。我记得我有一个让父母头疼的“坏毛病”，就是总是喜欢在书本上画各种图画和小人儿。这个“爱好”一直保留到我开始专业绘画学习为止。不过我也有另一个让父母踏心的爱好：只要我搭器积木来，就会全神贯注地从早到晚不动地方，甚至忘了吃饭睡觉。

北京发生大地震那年，我开始随外祖父学画国画绢片。看着那些另人着迷的古代亭台楼阁，依山傍水，我直乡进去。后来又在舅舅的指导下学习画静物素描，范本就是哈定那本《怎样画铅笔画》。上中学后负责出黑板报，当时我第一次公开展出的作品是一张雷锋的素描像。初中毕业后我考如当时北京恢复招生的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特种工艺。记得我的报考作品是我自己创作的《李自成》，考试时画的是古代侠女“红娘子”。当时普遍认为相对于革命样板戏，这已是现代艺术了。在美校我们按前苏联的教学体制学习素描和泥塑，话素描我不是最好的，因为我重视画的很黑很脏。我们学到的课程还有古代雕塑、陶塑、玉器、木雕、色彩、国画山水、人物、花鸟以及图案等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临毕业那年我们游历了山西陕西的几乎所有古代陵墓、寺院和博物馆。我们当时已经开始接触象毕加索、罗丹、布德尔、甚至亨利·摩尔的艺术了。

美校毕业后，我被分到一家玉器工厂做设计。我没能为工厂创作一件能买掉的玉器产品，但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厂里工人办美术训练班。就像当年凡高拼命向煤矿工人布道一样，我也想把文化带给工人，但结果却使这些工人更不愿意在厂里干干活儿了。

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以后，开始正规学习苏联和法国的传统。我的艺术从习作状态转入创作状态是在我进入从加拿大讲学归来的司徒杰教授的工作室以后。在那里我们经常为艺术而讨论，这至少让我学会了思考。为了完成毕业创作，1988年我独自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北至墩煌麦积山，南至天涯海角、广州、深圳。回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了，因为我看到在中国土地上的南北差距太大了；我感到我丧失了归属感，于是就有了第一件大型创作——街道。

1996年8月27日

美术文献 1997，1总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