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一词早见于《庄子》。宇，指无际无涯的空间；宙，指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国人从来把宇宙二字视为时空的不可计量的存在，一种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在之物，称之为“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说的是天地万有都遵循着这不假言说的存在运转、变化、迁流。这大不可方的存在是那样奇妙、那样和谐、那样幽奥。她是逻辑的、诗意的、甚至是富有哲理的，或者，宇宙本身便是哲理的存在、哲理的化身。
我们都知道，理论物理学的语言是数学，而数学的灵魂是逻辑学。宇宙万有的消长生灭都依循着不可抗拒的逻辑，而这种大秩序的形成，不知经历过千百亿年的幻化。“幻化”二字用得最宜，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伟大的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都无法言之凿凿地论说这“幻化”的全部过程。“幻”者，奇幻也、梦幻也、神幻也，那是一首不朽的诗篇，是一曲伟大的交响。宇宙是大美的所在，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这大美深藏不露，也许，她在人类智慧所可能达到范围内，偶尔一现她的卓约、她的美焕。卓越的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在他的书斋中陷入美妙而诗意的幻想，他深情地说：“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一首歌，一首连续的歌，几个声部的歌。她只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听觉感到。这个音乐好像通过抑扬顿挫、根据一定的、预先设计的六声部韵律进行，藉以在不可计量的时间穿流中定出界标”。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有界标，但这界标不是静止的，她存在于“不可计量的时间穿流”之中。物理家倘仅于静止的界标中研究，他们可以得出相对静止的方便说词，然则“时间穿流”终会证明其局限，甚或谬误。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展正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家并没有在无可穷极的宇宙前鸣金收兵，而是以他们的卓绝的探索精神、走向未知的世界。这不仅需要付出积年累月的实证试验和冥思苦想，还须要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尊敬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先生引用盛唐诗人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式和反粒子理论，真是妙不可言。科学家不是作家笔下呆头呆脑的人物，以为“痴绝”会孕育天才的发现。科学家需要从“性灵”中得到对宇宙诗意的判断，同时对社会的俗见具有着决不苟同的、超越常伦的“风骨”。杨振宁先生进一步谈到“性灵”二字，指出她“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也许，这就是天地大朴的所在，庄子把那些“真人”称作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人，当狄拉克用最简约而漂亮的方式来解读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时，我想他果真是达到“羽化而登仙”的境界的。
有一次我问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解一至为复杂的方程，怎么可以看出其优劣？什么样的解法是优秀的、了无渣滓的；什么样的解法是拙劣的、拖泥带水的？陈省身先生用他一贯的要言不繁的语言方式回答我作得好的数学：“简洁、漂亮”。这“漂亮”二字在此处绝对是神圣的美，而这“简洁”二字，几乎从一切混沌中划出一道清亮的闪光，使我们知道宇宙的源头一定是排除繁文缛节、排除叠床架屋的极为单纯质朴的存在，中国古哲简化为一个字：一。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画史的异数式人物：八大山人。
又有一次我和物理学家葛墨林兄在陈省身先生的宁园小坐，听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使我想起“对牛弹琴”一词的本义。然而我会忽然发现谈起我能听得懂的地方，陈省身先生问：“爱因斯坦是很伟大”？葛墨林讲：“那当然，您应该比我了解”。陈省身：“当然，我在普林斯敦常常见到爱因斯坦，不过有一次他提出有些统一场论的数学问题希望我帮助解决，我觉得意思不大。”陈省身先生对数学领域的问题的判断力是众在数学上所共认的，他经常的口语是：“你这个问题意思不大”，“你这个问题有些意思”。数学史已然证明了陈省身先生的无双眼力。宇宙万有的运转因其微观物质组成与运动之不同，形成种种的场（如电磁场）互相作用。爱因斯坦要寻找一种几何，它将统辖自然界，这无异于将他的引力理论无限外推，显然，陈省身先生当初认为的“意思不大”，即是指此。数学和物理学可以殊途同归，杨振宁先生说：“为何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我想杨振宁的回答正是哲学上的无限的概念。而“无限”是不可言说、无法言说的。宛如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不是科学家份内之事。这无限中包含着无法解释的天地之大美。
二十世纪以来的伟大物理学家狄拉克、海森伯，无论他们是清晰的天才或混沌的天才，无疑他们都是有自身独特的诗意判断的天才。这使我想起了八大山人和徐文长的区别，前者如杨振宁先生称赞狄拉克文章：“秋水文章不染尘”后者我想张伯玉之诗句：“辞含混沌来。”庶可喻之。
然而，科学与艺术毕竟是两片水域，科学家所看到的美，和艺术家所看到的美是两回事。科学家的灵性是理性领域的飞跃，而艺术家的灵性则是感觉上的升腾。当然，科学家离不开感觉，然而他们的武器是实验与逻辑推理，于是他们追逐的更接近自在的本体，更接近那浑蒙中的大造之美，他们的公式是对宇宙大秩序的描述。艺术家所追逐的美，无论是诉诸声音、色彩、形体、动作的，不过是对这种大秩序的皮相之判，“深刻”云者，不过是透过皮相，约略地、隐然地透露自在之美——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秩序的消息，这当然也是一种诗意判断。在科学的领域，美的存在是一种发现，譬如狄拉克的公式，她具有证误性，实验证明不合此公式者即错误。而在艺术的领域，美的表现则是一种对天地大美的临摹，有的属于天才的临摹，有的则是拙劣的临摹。他们有文野之别，但不具证误性。艺术的作品有时会从“理”游离，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这种游离，不能距事物的“理”太远，艺术也许不契同于“理”，但决不可与“理”为仇寇。只有当艺术遵循着大造的根本道理——秩序时，她的游离便不会是杂乱无章、不会是怪乱脏丑的。陈省身先生的“简洁、漂亮”的四字科学箴言，对至极的、美焕的艺术同样是适用的。
科学和艺术在人类智慧的发展史上依循的是不同的轨迹，她们不会重叠或者合而为一，艺术没有解释科学的使命，更没有解释科学的能力。心理学是比较接近艺术的一门科学了，但是弗洛伊德并不希求艺术家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他的思想，如达利希图作到而被弗洛伊德所拒绝的。同样科学家所论证的“弦”，也和李可染先生平生所画的唯一的一幅荒诞无稽的画“弦”——一根漫缠胡绕的线，毫无共通之处。这一定是恩师作了一件很滑稽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