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春风已苏醒》至今仍被认为是何多苓的代表作，他也因此而被称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五一前后在中国美术馆进行的“何多苓油画展”包含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画作，带有回顾展的性质，这一展览19日移师上海美术馆。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何多苓表示，被归为“伤痕美术”是一个误会。
多数展品曾被山艺术收藏
早报记者：在上海的展览和中国美术馆的相比有什么变化？
何多苓：中国美术馆馆藏和北京私人藏家收藏的《青春》、《春风已苏醒》等6幅这次没能借到，但上海收藏家提供了《夜风》、《戴圆帽的女人》等补充进来。这些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代表作，共同特点是以乡土为题材，画的是我下乡当地彝族人的生活，因而可以说跟北京的展览差不多。
早报记者：在北京展出时，有媒体报道“迷楼”因为与传统中国的色空隐喻观念相关，不适合大众，而没有展出，这次会出现吗？
何多苓：画面中有男、女、情、色铺陈渲染的是“后窗”系列，主办方考虑到五一期间会有很多小朋友前往美术馆，儿童不宜，因而没有展出。因为这些作品在私人收藏家手中，不能展览就还回去了，因而在上海也不会出现。1992年的“迷楼”系列有春、夏、秋、冬四个单元，表现画面人物的幽思迷情，在北京展的夏、秋、冬三张作品，仍然会在上海美术馆展览。
早报记者：为什么你的回顾展是由画廊和基金会这些私人机构运作的？
何多苓：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台湾的山艺术基金会曾经的收藏。他们从1987年开始收我的作品，从我手中大概共买了50件作品，涉猎的年代最宽。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的代表作，除了在美术馆收藏外，绝大部分都在他们手里。从2000年开始，山艺术开始把这些画出手，现在都零散地分布在很多藏家手里。展览中2000年以后的作品大概只有10多幅，另外一套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是我自己收藏的。
我把技巧作为终极语言
早报记者：您曾经是“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最近的创作有什么变化？
何多苓：其实我跟这个没关系，从来也不是代表。伤痕美术应该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尽管我画的看似是苦难的乡土生活，但动机和表现方法都是抒情的，关心的是土地跟自然的联系。我长期被归入伤痕美术是个误会，2000年以后的创作抒情的意思更淡，注重画面本身的感觉和画画的技巧。
早报记者：什么原因让你不再抒情？
何多苓：跟个人经历有关，年轻时文学情结比较强烈，喜欢当代诗歌，但不会去写作，而是用画面表现，让画的背后好像隐藏了什么东西。现在这种情结淡了，把技巧作为终极语言，我想“绘画到技巧为止”。即便在早期，我也对技巧很感兴趣。
早报记者：现在绘画的技巧性好像不如观念性那么被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收藏家或评论界眼中，更不看好华人油画的技巧。
何多苓：技巧不被重视，观念很重要，这是一个趋势。很多人只要有一个观念哪怕请人来画都可以，但我自己更重视技巧，这才是我的语言，每一笔都要我自己来画。海外藏家和艺术评论界关注的是中国油画的政治背景，这才导致政治波谱一直是海外接受的主流。他们或许认为画的技巧本身是西方人的事情，而中国画家关注的应该是社会问题。但我不是画给西方人看的。
中国画家拓展油画技法
早报记者：是不是油画的技巧经过印象派等大师的演绎已经达到极致？
何多苓：现在西方的顶级大师还在画画的并不多，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无法超越毕加索等大师。国内很多油画家，包括我自己，在技术方面不比当代的西方油画家差。单论技巧，印象派大师的效果我们也能达到，但他们的原创性无可替代。我很喜欢国画的表现手法，流畅的笔触和写意的感觉，这跟传统的学院派油画技法有相当距离。油画技法并未到极限，中国画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早报记者：在技法上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何多苓：更随心所欲吧，每一笔下去我都觉得是神来之笔，那我就很高兴了。其实我并不反对观念，也很关注当代艺术。我画中的观念是我自己的，但绝对不是政治波谱，假如把标榜观念作为画的主要内容，并因此而放弃技巧的追求，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