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港台大陆三地文学评论家弄了一回活动，是从新小说迄今为止选出100位作家，展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绩。不消说，鲁迅先生头一名。头一名既是鲁迅，那么头一篇，就是《狂人日记》了。评选者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在鲁迅手里成熟。
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包括鲁迅，渴望革命，不信任改良；热衷于文化争论，以为制度的确立还在其次，还在其后；而那时的先锋文学，有意唤起、并直接刺激国家民族的拯救意识和拯救行动。文学革命的发起者陈独秀后来自任新党的党魁，文学革命的杰出创作者鲁迅，成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未被延安整风整死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反正，当鲁迅1936年去世之际，梦想自救与救国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在文学的一面，则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追溯到1918年问世的《狂人日记》，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学能不能拯救国家？如果能，过去九十年被称作拯救的巨大成绩单，我们看见了。如果不能够，九十年过去，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怎样看待文学？没有疑问，《狂人日记》是一篇卓越的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在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来自基督教，一如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欧洲。是什么，使这些概念居然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成为现实？
我没有能力回答。我不愿意说，文学只是文学，文学必须纯粹，不，我确信伟大的文学拯救人心；我也不愿意说，文学理应背负拯救的使命，煽动革命，救国救民，所谓启蒙也决不单单是文学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哪一篇小说会发生《狂人日记》这样的影响，但我看见，一场文学革命，一篇小说，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