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代表画家推出一次性展览，接受专访谈媒体、市场与纪录片
近日，“新生代”代表画家刘小东在新北京画廊的新作展更像一场“一次性画展”。
刘小东把新作《多米诺》画到了墙壁和立柱上，东墙上有五个都市时尚女孩的人像，对面柱子上是五个男孩的画像，每对男女画像之间的地面上用一长串多米诺连起来。等到11月23日展览结束那天，刘小东将和特邀嘉宾把画彻底毁掉。这次“一次性”画展的策展人是尹吉男，同时展出的还有阿城拍摄的刘小东创作过程。同时，他的油画作品《三峡新移民》正在拍卖行待拍，据说估价已经超过1000万元……
自解新作
捉迷藏式的“青春与毁灭”
开始我就想尽量做一个单纯的、跟买卖没关系的展览。后来我到新北京画廊，一看到里面雪白雪白的墙，首先产生的是一种破坏欲。后来想到了“多米诺”，它打破了所有有关爱情、社会的界限，暗示了阿城当时说的“青春与毁灭”。
等我又来展场，突然发现有五根柱子，于是又推翻了之前的想法，决定在柱子和墙之间画一个故事，把那帮小孩画在柱子和墙上，而且用多米诺连起来。我肯定这是最好的，因为它最简练，最省钱，我认为艺术应该在朴素中产生。
我想画的就是特别青春的生命，在画人物的过程中还画了些动物，起码对我来说是一种怀念。这个展览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不可能一眼把这个展览看完，有点像捉迷藏式的，从各个角度观看，最后形成展览的印象。
新展览三人组
尹吉男、阿城我们互相影响
新京报：感觉你的画和尹吉男的话之间其实是分裂的，因为看你的画模模糊糊表达的的确是青春易逝这类的感触，但是尹吉男写的那句话似乎非常具体地针对当前的艺术市场、生态的“过度繁荣”。
刘小东：我们是非常独立的，他写什么我根本没有权力过问。
我画画的时候他经常来转转，带着神秘的微笑，我问他“老尹你写没写呢”，他笑一笑就走。最后一天他来了，带来了他儿子的一个作业本，翻开我发现上面画得乱七八糟，别人都看不清楚，我说“老尹这个手稿我收藏了，我用自己的画来换”，他就撕下来给我。等我画完一个墙角，回头看他已经写完一大半了，我说你写得太棒了，抢我戏了，他的字写在墙上，包括他的字体、语气、意思，非常富有力量，非常非常富有诗意。
他是现想现写，边写边想，写得很慢，于是我拿起本子画了张他写字的速写，给他算是交换他的手稿。他写完了也很满意，觉得自己回到唐朝了，因为唐朝人喝点酒一高兴就提笔在墙上写字，太过瘾了。
新京报：似乎这次尹吉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策展人，而且也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创作，我想阿城的参与也是这样，都在“跨界”。
刘小东：老尹也有策划的工作，比如大的版权意识，对整个活动的规划、对媒体的宣传、对整个作品的提炼。同时他要写字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他肯定做了很多思想斗争——到底是毛笔写还是怎么写，还想过用电脑打印字体贴在墙上，最后他决定用硬笔写在墙上，这都是他自己斗争的一个过程，跟他传统的策展不一样，传统的策展只露思想不露手艺，这次他不再是伏案工作，变成动手了。
阿城是一个杂家，现在经常做幕后人物，这次他也突然走到前台操起机器工作了，所以对他怎么拍、拍成什么我也很期待。我们天天在一起，也不怎么说话，我画画，画累了就在沙发垫上睡觉，他也不说话，坐在小马扎上抽烟，没怎么看见他做工作，最常看见的是他在那修理机器，什么时候拍的我也不知道。结果拍完两天他就剪辑好了，我还惊讶怎么那么快。看了片子以后我才感觉时间过得真够可惜的，一起工作的经历回味起来太快乐了。我很开心的也是大家在以不一样的方式工作，体会到当代艺术给我们的快乐、自由、想像力，这是我们不应该丧失的。其实这话是老尹提出的，我也会说一些。这都是我们互相影响的。
新京报：你不让我们报纸的摄影师到有画的那个展厅给你拍摄，是因为版权方面和画廊、阿城之间有特殊约定？等11月23日毁画以后要出什么样的纪录文本？
刘小东：我怕到处乱拍以后影响我们以后出书的计划，我希望在外面流传的照片少一些，也就是希望大家买这本书，照片都看了谁还来买这本书啊。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就是想出一本特殊的书，把整个过程全部纪录下来，纪录全部由阿城把握，所以希望外面的照片少一些。我们的意思是出一本有阅读感的书，不要做成豪华的画册。
“大明星”谈传媒
“媒体是一门艺术”很有道理
新京报：你从到三峡现场创作以后做的都是一些项目性的艺术创作，和之前在画室绘画不同，这给你个人的生活、创作带来了什么大变化了吗？
刘小东：我个人没什么变化，感觉最大的改变是媒体关注的多了，也许这种形式别人“进入”的角度多，自然关注就多了。在工作室独立画完一张画，别人“进入”的角度就少一些。对我个人创作来说，做这种大项目更开心一些，很多人合作，有现场挑战的味道，对身体、心理来说是个不断挑战、上升的过程，也感觉到艺术有许多可能性、很多空间。走出画室以后突然感觉自己被打开了，感觉艺术可以给人带来许多可能性。
新京报：看到有藏家把你2004年画的《三峡新移民》拿出来拍卖，估价1000万元，很多人感觉这个市场确实急功近利，很投机，前段还有报纸报道说你这张画不值1000万元，是吗？
刘小东：这些作品都像我的女儿，出了画室就是18岁了，成熟了，跟谁结婚我管不了，也管不到了。因为我最近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我觉得安迪·沃霍尔说的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媒体是一门艺术”，媒体不会准确地传达你的意思，他只会传达它的意见。但是对艺术本身来说，在这个游戏里没有失败者，只有不停地往前走，去创造。所以艺术是活的，你千万别信艺术家说什么，艺术就是你个人的看法。
新京报：现在艺术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那你怎么看待媒体在艺术圈生态中的作用的？
刘小东：最近做大型的创作计划，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以前接触的是小圈子的专业杂志，现在和大众媒体交往多了，感觉媒体确实是艺术，我觉得有人骂媒体是不对的，有人天天捧媒体的臭脚也不对，媒体是独立的，他有权发挥任何观点，他也有权断章取义。所以我感觉媒体怎么议论、怎么截取你的访问，完全是它的自由。
新京报：看透了媒体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否也让自己说话的时候更加放松？甚至胡扯？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在乎别人怎么写你、评论你？
刘小东：其实我本来就口无遮拦，我能说出来都会说给你。现在媒体很关心艺术品价格问题，不知道是媒体关心还是老百姓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非常快。有人以为艺术家很了解艺术市场，其实这个市场的发展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不是艺术家能掌握的，可能任何人都无法掌握。
虽然评论可能不影响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怎么写我，我决定和各种限定做斗争，你觉得我应该是那样，我一定要变成另一个样子。
纪录片诞生记
镜头不会影响我投入地画画
新京报：贾樟柯拍摄的你进行“温床”计划的纪录片《东》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初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刘小东：贾樟柯目前正在想把纪录片和同期拍的故事片《三峡好人》一起公映，我自己也希望早点能拿到DVD，我还没看到这个片子。
最早是一个德国人想投资拍艺术家的纪录片，但一直没成。
后来我2005年到三峡画画，正好西安的一个收藏家给我打电话，我说起和贾樟柯的想法，没想到他说要投资这个项目，让贾樟柯随便拍。贾樟柯很感动，决定在纪录片之外还拍一个故事片。
拍完以后，我去泰国画“温床2”，他也去了，我画完回来，他又去三峡、泰国补拍了一次。
新京报：“温床1”画的是三峡的民工，“温床2”画的是泰国的女孩，联系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
刘小东：因为我想反映的是移民的话题，从三峡的移民到泰国城市里的女孩子，在泰国我画的女孩都是在酒吧工作的，这是我要求的上限，不能是大学老师、不能是青年学生，因为我希望是一些有社会痕迹的人，她们好多都是泰国郊区的人，和中国挺像的。她们来自周围的乡镇，也是向往着物质世界才来到城市工作的，表现出因为旅游、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
新京报：有个镜头跟着，会影响你的创作心态吗？
刘小东：不会，我画画的时候很投入，因为是现场创作，模特在等着，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新京报：最近老做这样的项目性艺术计划，会不会以后干脆不画画了，做装置、雕塑、行为艺术去？
刘小东：我这一两个月又有新项目的计划，如果这个项目搁浅，可能我又会回到画室，这都有可能，但我始终会以绘画为轴心，其实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也搞过很多试验，最后我觉得做艺术应该不让自己脸红，我发现画画最不让我脸红，绘画是我把握最准的一门手艺，所以我还是回到绘画了。至于未来的变化，让它随着时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虽然艺术的范围很广，我也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希望不丧失绘画这个基本的能力。也许做一两年这样的项目，我还会回到画室画一些细密的小画。可能会更珍惜一平方米的小画布，用一种更奢侈的心情对待它。因为之前的项目都是大画，现在在小画布上慢慢地画，可能一年就画一两张。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绘画技术非常自信，但是长期不画画，会不会手生？
刘小东：不会，因为现在还是动手画。虽然大家说我技术好，但是有时候我的技术赶不上我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太奇妙了，但是手头没到，比如我画的十个人不是每一个都画的特好，有的人我画时感觉太好，有的人我感觉特费劲。
这两年因为做项目，很少在画室画画，在项目之间基本是调整状态、调养身体。我画画的时候很快乐，感觉就和劳动出大力一样，累了就像农民一样抽根烟，没那么多阴谋诡计，现场完全是投入的。
市场新贵感言
不要让金钱阻挡艺术享受
新京报：还是不得不提艺术市场的问题，你个人卖出第一张画是什么时候，对比现在，我想任何人都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刘小东：我第一次卖出去画赚了几千元。1991年佳士得第一次拍卖中国油画，此后价格从1990年到2004年都没什么大变化，除了陈逸飞的价格比较高。
一直到“非典”以后，这个价格一下变得太大了。
新京报：这种变化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比如是不是有很多画廊、拍卖行找你要画？
刘小东：对我的创作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创作，而且不断打开自己，让自己的艺术更自由。开始也有画廊找我，但我不给，因为我属于自我控制比较好的人，不想和那么多人打交道。我和法国LOFT画廊和台北诚品画廊是比较固定的合作，LOFT十多年前在卖出一件作品很难的时候就支持我，有着很好的做人准则；和诚品合作是2002年开始的，他们也是很认真、负责、非常专业的画廊。
现在我越来越希望自己成为更加单纯的人，不要因为金钱阻挡艺术本身的享受。艺术是人类最后的奢侈，因为对创作者来说艺术本身是奢侈的，因为你喜欢这工作，至于艺术品出了工作室变成什么东西，不应该是我关心的。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你的风格非常讨巧，就是学院派可以接受，前卫派也可以说得通，所以接受面很大。
刘小东：所谓“前卫”和“学院”的这种简单划分我是有异议的。按我判断所谓“前卫”就是无法定论，定论下来的就不应该用“前卫”这个词，这个词不可以轻易用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用这个词说事，好像阿城讲的，这个词是个大棒子，打谁都有道理。我觉得艺术最有意思的是它的个人化，而不是扛着一个“当代艺术”或者“前卫艺术”的大棒子横冲直撞，这对艺术是有伤害的。再说学院派，你说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哪个不是艺术学院出来的，有几个像冯国东算是自学的？中国没有系统的博物馆，我们的艺术传承全部是靠学校，我们以前连原作都看不到，反过头来说学院派就不好，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新京报：以前评论家说你笔下多是城乡接合部的人，现在画这些都市时尚男女，感觉好像进市中心了。
刘小东：我没有有意要画什么，我最理想的状态是看到什么画什么，想画就画，我没想过我是哪些人的代言人，或者专门要画城乡接合部。我以前住在市中心，我画的都是城里孩子，后来美院搬到望京，我住在花家地，我的工作室在大羊坊，整天看到的就是城乡接合部的人，我不画他们画谁？
记者手记
浅薄之尤
采访时，摄影记者郭延冰希望刘小东能在他自己的画前面拍照，被他有些为难地拒绝了，因为版权问题。“不如在另外一个展厅，你让我躺着趴着都行”，于是他果然做出躺着的种种姿势，甚至还玩起倒立。就在拍摄中间，刘小东不无戏谑地透露了他的媒体观：“读者看到我倒立的照片，才有兴趣看看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头脑中立即跳出这个词——浅薄之尤，正好，他自己谈话的时候也用到了“浅薄”这个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词。刘小东不用繁难的概念麻烦自己也折磨别人，他的说话方式有一点王朔、阿城、陈丹青的味道，但又是他自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