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1963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州金城镇。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9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至今。自80年代末至今，刘小东通过现实主义风格来表达对当下人的命运和生活状态的关注。80年代末他应邀参加很多国内外的重要展览，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美国旧金山现代美术馆、日本福冈美术馆、澳大利亚昆兰美术馆等收藏。 1992年起，刘小东多次参与影视拍摄活动，1993年他和妻子喻红出演《冬春的日子》，扮演一对油画家夫妇，1994年该片获得希腊亚历山大国际青年电影节大奖，并被英国大学BBC评为“电影百年经典影片”之一。
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其作品《小武》（1997年）在第48届柏林电影节等七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站台》（2000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六个影展奖项；《任逍遥》（2002年）入围第55届法国嘎纳电影节，并成为惟一一个入围的华语影片。日本北野武事务所的市川尚三先生曾这样评述他：“贾樟柯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代大师，他将成为中国电影迈向世界的一座桥梁。”
刘小东和贾樟柯，一个是当代中国油画界的领军人物，一个是做独立电影而享誉国际影坛的青年才俊，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2005年美术界和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约在一起聊天，还要归因于他们刚刚结束的三峡之行。 2002年年底，刘小东去三峡旅游，看到正在搬迁的三峡县城，即萌发了创作的想法。 直到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刘小东创作了第一幅关于三峡的油画作品——《三峡大移民》（200cm×800cm）；2004年他在《三峡大移民》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三峡人的命运，创作了《三峡新移民》（300cm×1000cm）；2005年下半年，刘小东和贾樟柯相约共赴三峡，分别创作了油画《温床》和以刘小东为主角的记录片《东》，该片计划在刘小东的画展上公映。这是贾樟柯首次去三峡考察，即被那里的一切深深地震撼，因此他在计划之外还拍摄了一部电影《三峡好人》。
这是一个喧嚣的周五傍晚，笔者在三环边找到了刘小东提议作为见面地点的酒吧。这是一个可以将嘈杂淹没舒缓的轻音乐中的城市角落，墙上张挂着很多当下卖得正红火的当代艺术品，像张晓刚的油画、王广义和岳敏君的版画……
8点整，刘小东开着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他瘦瘦高高的身材，戴着一副眼镜，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说话略带有家乡口音，淳朴潇脱。落座寒暄一番后，贾樟柯匆匆赶来，他白皙的面庞上一直挂着亲切的微笑，年轻却有着学者般成熟儒雅的风度。
人性之美
邓：刘老师曾经去过几次三峡，这次去了哪里，与以往感受有什么不同？
刘：我们这次去了奉节县城，老县城也都快被淹没了。我两三年前走过的地方，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
贾：奉节现在还剩大概四分之一吧。
邓：三峡工程已经开动几年了，经历家园的变迁，那里的人过得怎样？
刘：那里的人们没什么变化。以前是什么生活状态，现在依然是那样子。中国人到哪儿都一样。不管我去西藏、去喀什，还是在三峡小县城，那里的人和这里的人也都一样。只是以我们的生活标准来看，他们的日子确实太苦了。
王：可是您画面上的人物呈现出来的还是很平和、温馨、细腻，甚至有点“小满足”的精神气质。
刘：其实我喜欢在艰苦的环境中找乐观的、开心的人和事来画，不愿意找苦的。什么样的事物都他美好的一方面吧。
邓：这一点好像和贾老师有点不同，贾老师作品似乎总是透着一点苦涩味道的。这次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你们的合作？
贾：拍这个片子首先不是因为三峡，而是小东要去画画，于是邀我去拍记录片。本来我就好奇他工作状态是怎样的，他到那里是如何展开工作的，他是如何面对他画里的人的。我从来没有去过三峡，但是第一次看到他关于三峡的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对那个地方也产生了兴趣，于是就与他一起去了。
邓：能形容一下拍摄的背景吗？
贾：这个记录片就是围绕他画画这一事件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吧。小东选择这个地方有他的理由，它正在消失，一切都是变化着的，今天这个人在，明天这个人可能就不在了，他可能就去世了，或者离开了。所有这些都在流动变化着。小东创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奔跑，比如说与光线比赛，他选择画画的地方的后面有一个楼，如果不快画阳光很快就被它遮挡住了。在工作现场的时候，我逐渐地进入到所谓画家的世界里了。
邓：无疑这次合作使您对他艺术和内心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谈谈感受吧。
贾：最终他让我感动的不是他选择三峡这样一个巨变的地方，而是对生命本身、对人本身的爱。在小东那里，他所面对的，是同一个身份的人——搬迁工人。他表达的，是一种只可以在这个特定人群身上呈现的美感。你会感觉到他心里装满了对他画笔下人物的感情。这是这次三峡之行最令我感动的地方。以前我也拍过别的题材的记录片，但是都没有对人这样爱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受和他一起工作时心态的影响。于是我之后又拍摄了一个故事片，这完全是计划之外的，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改变也很大。这也是在我拍他画画过程中萌发的一些感想吧——不管人在怎样的环境中，造物主给予人的身体本身是美丽的。
我也算一个美术的发烧友吧，我一直想发现他绘画世界里的“秘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以的一些画，会发现他有一个延续不变的闪光点，那就是每一个画面里的人都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生命之美。用“写实”啊、“现实主义”啊等等这些词汇都不能概括他作品的意义。他有着一个最直接的，对对象本身、对生命的爱在里面，非常自然，非常原始。在今天这样一个被包装得失去本色的社会里是非常难得的。我的记录片叫《东》，用的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也暗喻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一种态度。
邓：《东》的结构是怎样安排的？
贾：影片里面非常开放，暗藏了他“作画的现场”、“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交往”三大部分。
作品之外
邓：为什么会选择三峡来作为画画的地点？
刘：我总是害怕——自己觉得好像成了点事儿，然后就变得娇气起来。所以我总是愿意往下面跑一跑，让自己变得不重要一点，不那么自以为是一点。艺术家只有跟当地的生活发生某种关联，创作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更新鲜，更有力量。假如不去三峡，我也许会去其他类似的地方。在北京被很多人关注着，身为画家，自己感觉还有点用，展览、采访、出书……而当我面对三峡，面对即将那些被淹没的小县城时，你会感觉自己一点儿用都没有，虚荣的东西没有一点意义。这个时候你就会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当艺术总是被当成神圣的殿堂里面的精致品一样被供奉着，那人会变得空虚。而在三峡那里，艺术品还没有一个床垫值钱呢！还没有一个床垫对人家更有用呢！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对人家形成不了任何影响。我想把自己往低处降一降，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王：去三峡只画了一张《温床》？
刘：对。作品长10米，高2米6，我画了11个农民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坐在一个大床垫子上打牌，背景是长江和山。
邓：《温床》画幅巨大，创作现场如何控制？
刘：它是由5张拼起来的，一幅一幅地画，不打小稿。画大写生有意思，和小的写生不一样。小的写生可以将当时那一刻完全记录下来，但是画大画是不同的，你画人的同时，风景已经过去了。我就像跑一样地在作画，和时间赛跑。我觉得写生是画画最快乐的方式。
邓：记录片《东》和油画《温床》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就像三峡大移民这样宏大的背景和题材，也许是一个画面上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
刘：画面承载的内容永远是有限的，其实我几次去三峡创作，表达的无一不是我对三峡人命运的关注和感受，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绘和记录。当然通过影像的力量会使这个作品更加充实丰富起来。
三峡的感受
邓：这次的三峡之行给了你们什么具体的感受？
贾：非常自然就合作了。基础也就是所谓艺术观点，所谓对作品的感受。但是更多是对人类的亲近。为什么喜欢人？面对这些人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三峡的人们，经济、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人们依靠那条江生活，搬迁后，以后的生活也许就没有着落了，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却发现幸福又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我们接触一些人，他们生活还是很主动，他们没有太多的忧郁、痛苦、彷徨，人家活得也好，挣一块钱高兴，挣两块钱也高兴，真的挺好。
我们整个摄制组回来以后，很多人都不像原来那样喜欢北京了，觉得这是一个有点虚妄的地方，以前觉得去酒吧玩挺好，现在觉得都没什么劲了，对可以支撑幸福感觉的物质的信心一下子减少了许多，所以很多人非常怀念在三峡时的感觉。找到最初始的快乐，这个过程最重要。比如将来这个片子发行如何，多少人喜欢它，能在多大范围里传播，我不会最在意。因为主要的快乐已经过去，就像生孩子，一个生命你很珍惜，你看着他自己长大很高兴，但是最初的爱情，生产过程是最怀念的。我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变得很稳健，觉得其实生活对你够好的了！
刘：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在三峡，个人是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的。自己到了那边，通过画面，借景借人很自然地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那些感受，映射心理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电影
王：您曾经在贾导演的电影《世界》里面客串过一个角色，原来也有过参加电影拍摄的经历。看来您对电影确实十分感兴趣。
刘：我觉得从事影视艺术的人都比较有趣。他们的思路普遍很活跃，总是会有一些新奇而且生动的想法，所以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但是真正去拍电影实在是太辛苦了。贾樟柯拍电影从早上5点一直拍到凌晨3点。他确实是太喜欢这个职业了，换了是我早就崩溃了。因为他要处理的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有太多的主意需要他来决断。
贾：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完成，一个人独立完成不了。我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决定。而画画就比较自由，时间与形式更多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邓：你们艺术作品有一个共性，就是都立足于平民老百姓的具体生活。
贾：我电影中的人，都是走在街上的人。和小东画里的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美，那是种人与生俱来的美。那美是可以感动许多人的。
邓：我在贾导演的一个访谈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一直反感那种油画般画面的电影，一张美丽的躯壳使电影失去本体之美。关于空间造型我想说的是，电影画面最重要的是物体质感和情境气氛，而不是绘画性。认识这一点让我这个学过油画的人颇费一番周折。”你可以解释下这段话的意义吗？
贾：因为中国电影有一段时间评价一个影片视觉造型好坏的标准之一是，拍得像不像油画，这是非常好笑的。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油画，但是电影的画面处理和绘画的画面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电影的画面是连续的，有叙事的顺序问题在里面。拍得像不像油画，这不是电影的评价标准。即使电影存在着油画之美，也不是真正油画的美学概念。就好像，中国电影里很难看到像弗洛伊德油画那样的人物形象，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那不是美的，虽然弗洛伊德是举世公认的绘画大师。
邓：张艺谋导演最近的作品非常强调造型色彩绚烂夺目，视觉上的美感被着重地凸显了出来。对此评论界褒贬不一。您怎么看？
贾：就像风景画和肖像画相比较，本身很难比较出好坏之分，但是无论什么画都会有品质高低之分。好的品质的东西被接受，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时代也确实需要工业电影。我对精彩的工业电影和导演还是很尊重的。只是我的电影里更多一些的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并不认为生活是很快的，它有很多慢的镜头，电影里要带有人的色彩，对世界的观察。
我觉得在商业电影里也应该有一些本土的味道。武侠电影其实它的本土色彩很强，但是现在的许多武侠电影却似乎将这个忽略掉了。电影中的人物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换成外国的。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些导演要做这个事。大众趣味是一个很危险和诱导人的东西，而人们往往认为习惯了大众的就是合理的。
邓：那您做的电影是纯粹是您个人的感受吗？
贾：不能说是我个人的，应该说是带有我个人的色彩。我一直觉得生活或者生命的本质里没有那么多事件，为什么一定要在电影中浓缩那么多事件？可能有的电影就是状态性的，那也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电影太简单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拍什么样的电影。拍电影的方法就是观察世界的方法。
关于幸福
邓：您那么喜欢、了解绘画，有收藏吗？
贾：我想收藏，却没钱收藏。（笑）
王：最喜欢谁的油画？
贾：刘小东。（大笑）王：他的画有什么地方最吸引您？
贾：小东的画，这些年也在变，但是不管怎么变，都能找到人最有意思的状态。换句话说，他总能把握住时代里面最精神性的东西。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握住的。如果看他没有变，那就是他的角度、立场、趣味没有变，但他能随着时代找到新的东西。这是对人的生命力的最有力量的把握。比如有一幅画，画的一个晨练的人在踢墙。这样一个事，我们每天都能遇到，日常的某些看似简单的时刻成为他绘画的描绘之后，会让你发现，原来那么有诗意。
邓：画家应该是很有诗意是吧？
刘：我觉得画家应该是诗意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崇拜诗人的。在我心目中，诗是高境界的作品。诗人在我这里理解是不一定会写诗的，但他应该是思想广阔不受约束和确定的人。
贾：其实每个人都有诗意。可能用画画出来，用歌唱出来，用舞蹈跳出来……艺术没有诗意是很难想像的事情，最起码有诗意的时刻，比如太阳落山了，你突然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这就是一种诗意。每个人都能捕捉到。
贾：我原来写诗，写得特烂；去画画，画得特烂；最后拍电影去了。每个人都有贴近身体的东西，有时候艺术不是你去选择的，而是血液里更接近什么。高中我猛写诗，我们印了三本诗集，后来写小说，再后来拍电影，我觉得还是电影和我最接近。
王：在不同的时代您都会找到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性的东西，并在您的理解下完成一批作品，在这个时代您追求的是什么？您容易被什么吸引和感动？
刘：我会被很多事情感动。最近我特别喜欢发呆，很懒。有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太累了。发一会呆再画一会儿，困了就睡一觉。这样心里会静下来。就像写书法的人，心情很乱的时候，写写字就静心了。
王：您觉得怎样才是幸福的？
刘：如果待着也不觉得是虚度年华，那么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待着就是幸福的。即使踏踏实实地在家里看看电视剧，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幸福。现在杂事特别多，每天有两件事我就觉得很乱了。画变成了奢侈品是让我觉得焦虑的一个事儿，但是这又不是我来决定的。想想画画，它本质上是反物质的。可是现在我也是一边享受着物质，一边画画，这很矛盾，也让我有焦虑感。
回忆昨天都比今天快乐。当年穷，但是过得很高兴，用电炉子做饭的时候也觉得挺香、挺幸福的。现在有条件讲究了，反倒惹了不少麻烦。其实讲究品质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前一阵子买两把古董椅子，特意运到上海修理，然后再运回来，结果一打开箱子，椅子摔碎了。我很恼火。后来想想这件事自己悟出一个道理：不能太追求精致的生活品质了，当精致的生活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哪怕一点儿小问题，心理都会承担不了。就因为你追求这个东西了，它碎了就伤害到你了。画画能解脱生活的烦恼，下午画了几笔画就把这事忘了。我也想追求点高品质的物质生活，但一追求却惹了不少麻烦。幸福的感觉不是简单地用钱能找到的。
后记刘小东与贾樟柯是两位足够真实的人。姑且抛开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谈，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所拥有的豁达与智慧，也是令人叹服的。其实无论画笔下的人物景观，还是镜头前的世间百态，其中的芜杂反复，终将非如我们所愿。所以，沉淀好自己的心，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可贵的生活态度。影像与画作将作为记录这些心情与态度的载体给予我们更多的温暖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