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是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的代表性作品是现代中国人物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环节。方增先和他在人物画领域的同道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意义，与同时代的山水、花鸟画家有所不同。因为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中国画大师，基本上都是在山水、花鸟画方面作出贡献，成为20世纪中国画的高峰。而在人物画方面，任伯年之后可以说是乏善可称。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借用古代画史的说法：“20世纪的山水、花鸟画近不及远，而20世纪的人物画则远不及近。”这使20世纪中期崭露头角的人物画家，肩负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而他们的作为确实无愧于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20世纪前期的人物画，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线描写意一派，代表画家有钱慧安、王震、陈师曾等人；工笔重彩一派，代表画家有张大千、徐燕荪及其弟子任率英、王叔晖等；融合西法一派，代表人物是徐悲鸿和林风眠，岭南的方人定、黄少强，以及由速写入门的赵望云、叶浅予等也属于中西融合画派。而在表现现实人物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生活在北京的蒋兆和，他对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情，将水墨人物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人性高度。
在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和他的同学们画出第一批描绘现实人物的中国画作品之前，在北京的李斛、宗其香等人承接徐悲鸿余绪，用造型严谨的水墨写生主导北方人物画教学。来自西北的黄胄异军突起，以自由野犷之美，预示了水墨人物画萌动的生机。他们的艺术实验，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复兴的序曲。浙江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等人，在汲取欧洲写实造型手段的基础上，深入生活，回归传统，创作出既具时代风貌，又有本土文化品格的作品，展开了中国绘画史人物画创作的新篇章。
“浙派人物画”的出现，是现代文化环境中复兴中国艺术的成功例证。它的成功是恰当处理现实、传统和借鉴外来文化三个基本因素的结果。在回顾“浙派人物画”的时候，过分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的因素，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中国人物画的进一步发展。
方增先和他的同学李震坚、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等人，都具有俊逸潇洒的“浙派”气质，但在具体的艺术取向和创作成就方面各有长短。在这一批画家中，方增先的优势在于对形式因素的综合和艺术境界的持续提升。在发挥笔势、墨韵的表现性和追求形象的精神性方面，方增先接近于理想的平衡。
方增先前期作品（如《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以简洁清晰的主题把握和个性化的形象塑造见长。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在研究本土绘画遗产和现代艺术走向的基础上，拓展了水墨人物画的绘画性。从1975年的《艳阳天》插图到1977年的《北京姑娘》，可以看到他在绘画形式处理方面的变化。需要提出的是20世纪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往往集中追求对事件和人物的解说（美术界经常提到连环画创作对水墨人物画的影响，其核心也正是以政策或事件的说明代替了绘画形式、艺术意境的创造），而方增先在70年代以后的重要成就，恰在于寻求个性化的形式处理方式，插图性（说明性）的淡化和绘画性的提升是他这一阶段创作的成功标志。80年代的《草原黎明》和《母亲》等作，是他在绘画形式探索上的代表性成果。到90年代，方增先着意于水墨形式渲染特殊感情氛围，对水墨材质的运用和形式处理的考虑，进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境界。
方增先画展展出的人物画近作，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代水墨人物画已经开辟了独有的绘画性通道。